(一)医疗体制缺陷的影响

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导致医生和患者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就我国现状而言，各级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平均只有医院支出的7%左右，有些医院甚至只占2%～3%，少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卫生事业专用款项“截流”挪用，甚至要求医院上缴部分收入。医院管理者为了生存发展，留住高尖人才以及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等，必须靠医疗服务的收入来弥补经费不足。这种体制实际上把医患双方推到经济利益对立的地位，这是体制机制造成的医患矛盾。在此背景下的医患关系，先天性蒙上了“利益”的阴影，医院已不可避免、无可奈何地驶入盈利的轨道，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患者把矛头对准医院，把不满发泄到医务人员的身上。单靠医务人员的努力无力改变这一现状，在这根本性的矛盾面前，医患之间的沟通障碍是难以消除的。

(二)科学主义下医患关系物化的影响

科学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医学的发展。科学被“主义化”，成为世界的最高权威。由于科技的发展，大量的第三者物质性媒介的介入，使得医生同第三者的“交流”多于同患者的交流，形成医生看病只针对疾病的本身，而忽视了患病的人，医患双方在感情、思想上的交流日趋减少，在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医患关系逐渐物化、程序化。这样，医生与患者的情感与思想交流由操作与被操作的关系所代替，医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抑制，医患关系物化导致医患失语，因此很难谈得上和患者倾心交流，更谈不上认真倾听。医务人员关心的不是病人本身，而是疾病以及疾病带来的相关数据，于是医患之间沟通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三)医学教育的偏颇、人文关怀缺失的影响

医患沟通的最大障碍是医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这才是医患沟通缺失的本质原因和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传统的基础教育和医学教育不重视人文教育和实践，多年来，医务人员的人文知识明显不足，人文实践能力欠缺，尤其是年轻医师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缺乏白衣天使特有的气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时讲病状时多，讲情时少，较难以同情心去感受病人的心理和感情需求，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人文关爱。失去情感投入的医患沟通，则显得苍白无力，使医患关系失去了情感的温暖。人文关怀的缺失导致医务人员在思想意识上存在严重的人性化服务缺陷，不与患者沟通似乎“合情合理”。因而，对患者没有同情心，对病人缺乏关爱，在医患沟通中不能敏锐观察和尊重病人的心理感受，不能使病人获得精神、心理的慰藉和改善。

(四)医患信任危机的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之前，医患关系还基本上处于一种理想的状态———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对医生充满信任的患者。信任是人际沟通的基础，而目前这一基础却摇摇欲坠。有学者调查发现，在SARS暴发期间，尽管国内舆论对“白衣天使”站在抗击SARS的第一线进行了铺天盖地的称颂，但多数人仍认为我国医药行业诚信缺失现象不容乐观。从大环境讲，我们所处社会的人际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从小环境讲，医患关系表现出的间接性、多元化和不稳定的趋势，妨碍了医患沟通和彼此间的信任。

(五)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Allman等认为医生与他们的患者在地位、教育程度、职业训练和权威方面的差异往往会成为沟通的障碍。医务人员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并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和诊疗技能训练，又有医疗实践的经验，对治愈疾病、维护健康的知识和经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广大非医务人员无法达到的水平。很多人对自身、对疾病、对健康几乎一无所知，即或有些人接触过医学和健康知识，但也仅是表层的知识，对庞大深奥的医学知识不可能全面地认知和把握，他们特别难以理解的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差异性。Robinson G等指出由于医患双方专业分工、专业知识背景差异以及各自权益的不同，面对同一个有争议的诊疗结果，就存在归因的认识性与动机性偏差。这种医患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医务人员在治疗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对病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善意或非善意的信息隐瞒，就在无形之中为医患之间的顺畅交流和相互理解设下了障碍。

(六)医患双方思想观念差异的影响

医患双方难以沟通的重要障碍是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双方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疗卫生服务性质的认识的分歧

医方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也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需要营利，否则不能生存和发展;患方则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应始终是福利性的，医院应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救死扶伤，不能图利。

2.医患双方对“知情同意”的认识不同

知情同意是患者的基本权力，也是医生的义务。但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医学父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一代代医务人员抱守着家长式的医疗作风和习惯，认为医疗决策不需患者同意，只要医生决定即可。患者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自主意识、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愈来愈多的患者及家属希望直接参与医疗决策。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也为医患之间的沟通设置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