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性，65岁。

主诉：右乳腺癌术后9年余，发现右胸壁肿物4年余。

既往史、个人史及家族史：无特殊，46岁绝经。

2001年3月因“右乳肿块”就诊，肿块无压痛，乳头出现异常分泌物，临床考虑为乳腺癌，术前分期T₂N₀M0，行“右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术后病理：右乳髓样癌，腋窝淋巴结转移4/9+，原发肿瘤大小4.5cm；免疫组化：ER（+），PR（-），HER-2（-）；术后在外院进行辅助化疗三周期（IMF方案：异环磷酰胺2g d1～d5，mesna 400mg d1～d5，0小时、4小时、8小时，米托蒽醌10mg d1，5-FU 500mg d1～d5）。未进行术后放疗及内分泌治疗。

2006年8月2日发现右胸壁手术瘢痕附近多个4个皮下结节，每个大小0.5～1.5cm；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肿块切除病理活检，经病理科会诊后报告如下：右胸壁组织内可见癌巢，低分化腺癌，考虑乳腺癌为原发，符合浸润性导管癌，免疫组化：ER（+），PR（-），HER-2（+）；原发灶病理切片会诊后诊断：乳腺浸润性导管癌2级。2周后在我院化疗4周期（表阿霉素60mg d1～d2，紫杉醇240mg d3），化疗后结束行全胸壁放疗（6MV-X外照射40Gy/20F/4W，12Mev电子线补充20Gy/10F/ 2W）后肿物完全消退。

同年12月4日放疗结束后开始口服他莫昔芬（10mg bid），服用至2008年3月对侧乳腺出现肿块，大小5.5cm，病理穿刺后报告为浸润性导管癌2级，右侧胸腔积液（积液量约1500ml），进行GX（吉西他滨1750mg d1、d8，卡培他滨2500mg d1～d14；3周为1周期）方案化疗4周期后右侧乳房肿物完全消退；右侧胸腔积液减少至500ml，胸腔积液行穿刺查胸腔积液常规为渗出液，胸腔积液CEA/CA15-3正常，胸腔积液脱落细胞学检查3次均未查到癌细胞。同年6月18日化疗结束后口服阿那曲唑1mg/d至2009年3月出现刺激性咳嗽伴胸闷气短，胸部CT检查左肺上叶和右肺下叶开口狭窄，右侧胸腔大量积液；行支气管镜病理活检后病理报告为：左肺上叶和右肺下叶低分化腺癌，考虑乳腺癌转移；因病理组织取材较少未能进行免疫组化检测，给予NP（长春瑞滨软胶囊   40mg d1、d8，顺铂40mg d2～d4）方案化疗4周期后临床症状明显缓解，因出现Ⅲ度骨髓抑制而停止化疗，8月25日复查胸部CT，肿瘤明显缩小，胸腔积液明显吸收。化疗前进行胸腔积液引流，引流液为血性，查胸腔积液常规为渗出液，胸腔积液CEA/CA15-3正常，胸腔积液脱落细胞学连续检查3次均未见肿瘤细胞；因呼吸困难和胸闷气短症状明显行胸腔积液引流，共计引流出约2000ml血性胸腔积液，胸腔内给予博来霉素60mg/F，共给药3次，症状缓解，胸腔积液稳定在300ml左右。

同年8月26日开始间断口服甲地孕酮160mg/d，至2010年1月自行停药。同年10月18日进行HER-2原位荧光杂交检测（FISH）为阳性（检测标本为首次手术切除的乳腺癌标本）。

2010年3月10日出现刺激性咳嗽伴胸闷气短，胸部CT检查左肺内及胸膜下多个结节影，左肺门肿块，右侧胸腔大量积液。ECOG评分为2分，心电图、血常规、肝肾功、心肌酶学检测正常，心功能测定左心室射血分数大于60%，行曲妥珠单抗联合卡铂（CBP）。（HC方案，曲妥珠单抗d1 4mg/kg d8、d15，按2mg/kg给药；第二周期开始400mg d1，CBP按AUC＝6给予，每3周为1周期）化疗2周期后，临床症状明显缓解，继续该方案化疗3周期后症状加重，同年7月27日复查胸部CT疾病进展。8月15日开始口服替吉奥（进口S-1）60mg/m²，每天分2次服用，连续服用2周休息1周，2周期后症状加重停药。同年11月3日复查胸部CT发现病变进展伴左侧胸腔积液，行培美曲塞（力比泰）单药化疗（500mg/m²d1，每3周1次），11月19日因呼吸衰竭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