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方在1999年公开承认：“（医疗）失误每年夺走多达98 000名美国患者的生命”。2007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系副教授史都德在《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s）披露，美国每年有18.1万人因医院错误而遭到严重伤害，但只有3万人提出起诉要求索赔。许多人没有索赔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自己是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否则，每年的医疗事故赔偿金额将从目前的58亿美元增加到70~223亿美元。

虽然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无不设法提供完美的服务，但现实是，令患者无法满意的事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大量事实证明，当患者处于不满、生气、发怒的时候，他们最想听到的是道歉，而不是借口，即使对方的辩解并非毫无道理。而当医师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后，事情的结局一般都非常令人满意。

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琼里德认为，当医师马上承认错误时，患者或家属就会觉得非常安慰和放松。波士曼等人在2009年《健康和生命科学法则期刊》（Journal of Health & Life Sciences Law）上撰文指出，愿意承认错误不仅仅是正确的行为规范，更是一项精明的商业策略。

美国的医疗事故赔偿金额高昂，所以医师必须购买昂贵的医疗事故保险（malpractice insurance），而且必须提高医疗费用以支付保险费。自2002年起，密西根大学卫生系统（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alth System）鼓励医师为工作中的失误向患者道歉，在患者提出起诉前先承认错误并提供赔偿。后来，系统特聘律师里克·布斯曼对该项行动做了一次全面认真的检讨，结果显示，整个系统发生的医疗事故诉讼从2001年的121例下降到2006年的61例，未解决的索赔案从2001年的262例下降到2006年的106例和2007年的83例。在2001~2007年之间的平均处理索赔时间从20个月下降到8个月，平均索赔金额减少了1/2，保险储备金减少了2/3，年度律师代理费则从实施这个行动前的300万美元下降到100万美元。这种做法引起其他医学院校仿效，如波士顿医学中心、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医院等。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位外科医师迈克·伍兹写了一本书，名为《医疗的话语：道歉在医学界的力量》。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早已被商界奉行的真理还有待医学界去发现和拥抱：道歉与金钱或者是非与对错无关，对于买方（患者）还是卖方（医师）都是如此。道歉的关键是展现道歉者对患者的尊重、理解及使患者满意的承诺；道歉也展现了接受道歉的人的大度，因为他们应该看到道歉者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因此也值得被原谅。

但也必须强调，凡事都不宜走极端，医师与患者及其家属见面，有时是为了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治疗是合适的，并非凡见面都要道歉。哈顿研究院的法律政策中心主任科普兰还认为，要使道歉有用，必须向医师提供一些保护，不让他们的诚实成为法庭上对他们不利的证据，确保医师的道歉不能在法庭上作为医疗事故的证据。正因为如此，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已经公开鼓励投保的医师首先进行道歉，承诺不把医师的道歉作为索赔评判的考虑因素。

近年，医患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医疗纠纷和医疗诉讼层出不穷，在这“最危险的时刻”，谈论和学习道歉艺术就更有意义了。

当然，知易行难，将道歉的话说出口，不但要改变业已形成的思维方式，要克服长期以来的传统影响，要排除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理障碍，更要抵御来自各方的非议、批评、指责，要“逆潮流而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道歉”成为非常珍稀的品行时，医务人员的只言片语的道歉，甚至一个尴尬羞涩的道歉表示，也会令患者感动不已。毕竟，人性是不会泯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