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医务人员的主要暴力伤害情况及原因分析

医生是需要与患者密切接触的特殊职业者，患者及其家属在患病求诊的过程中，因为饱受病痛的折磨，在心理和情绪上往往会出现急躁、易激惹、怀疑、拒斥等现象，如果医务人员在医患沟通中处理不当，有可能出现患者情绪失控、暴力伤医等情况。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恶性医患冲突逐年上升，并从传统的急诊、儿科等医院暴力多发科室向普通科室蔓延。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2008年47.7%的医院发生医务人员被患者伤害事件，2012年上升为63.7%。2008年每所医院平均发生20.6次医务人员被谩骂、威胁事件，2012年为27.3次。

分析医患纠纷的原因是促进医患和谐的第一步。医患纠纷的影响因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可概括为医方因素、患方因素和社会因素三类。

1．医方因素

（1）技术至上主义：

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器官移植、试管婴儿、超声诊断、磁共振、精密生化检测设备和技术等都已成为普通的技术和方法，这些先进的医学技术给疾病诊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使医生出现了过度依赖技术的趋势。实际上，诊疗行为应包括技术行为与情感性行为两个方面。技术行为主要包括提供信息、询问、咨询、指导、确认下一步需进行的检测和治疗、讨论副作用、讨论检测结果、肿瘤的大小、解释治疗和不进行治疗的原因等，而情感行为包括鼓励、放松、友好、安抚、赞同、关注、同情、自我介绍、称呼患者名字、语言支持、触碰患者和专注等。疾病的诊疗过程不仅要应用准确可靠的科学技术，更要有真诚和温暖的情感互动。早在1927年，Francis Peabody就指出，医患之间的互相理解是临床治疗的核心环节，并总结指出：“对患者的治疗就是关心患者。”

（2）生物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曾经为人类健康和寿命延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使医务人员长期以来习惯上把患者作为生物体来看待，把重点放在生理、器官和细胞水平上的疾病治疗，而较少关心患者的心理感受、情感体验和人际沟通，已不适应以多因多果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的患者的诊疗需要。在求诊者中，病情和症状常会使患者产生焦虑、不安和愤怒的情绪，诊疗过程中，患者除了听取医生关于诊疗的建议，会特别注意观察医生说话的声调、表情、眼神、坐姿等人体语言，并据此判断自己的病情是否严重。但医生常会因为繁重的工作负担、诉讼恐惧、担心引发身体和语言暴力以及有可能引起患者对治疗效果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减少与患者的沟通。实际上，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是诊疗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息治疗（information therapy）及其对疾病转归的影响已成为国际医学界的共识。

（3）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取得证据，把经过验证有效的技术、方法、药物和流程用于临床治疗、健康问题的预防、控制和解决。循证医学理念和方法被广泛应用在医疗卫生实践中，为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疗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是，循证医学思想的普及也带来得问题之一是，只强调了疾病诊疗的普遍性，而忽视了患者的个体性、个人感受和情感反应。所以，应客观看待循证医学技术，在诊疗过程中，既要遵循证据，又要兼顾直觉和经验，更应关注患者的感受。

（4）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的集约化、分科的精细化和诊疗技术的复杂化，使医疗系统越来越复杂，从而增加了患者的紧张感和焦虑感。而且，因为医疗机构越来越庞大，在医院管理上不得不采取严格的、精细的制度和流程，以规范复杂的管理环节，为了求诊，患者不得不适应这些复杂的制度和程序，客观上增加了就医的难度，使患者处于弱势地位，影响了医患之间的平等沟通。

（5）医患沟通：

在当前我国的医疗实践中，合作互动型的医患关系尚未全面形成，大多还处在“父母型”，即医生主导型阶段。医患沟通常常出现错位，患者想知道的恰恰不是医生感兴趣和愿意说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患者听不懂医生在说什么；患者希望得到一些安慰，而医生却习惯于埋头诊病或只谈关于疾病的科学知识；大多数医生认为治好患者的病是最重要的，而患者最需要的是安慰、安全和保证。

（6）医院内部收入分配：

医院内部收入分配不合理，间接影响医患关系。当前，公立医院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医生的合法收入无法体现其劳动力价值和承担的风险。通过药品、检查开单提成，成为普遍现象。这一方面腐蚀了医务人员的医德，造成患者负担加重，另一方面造成医院内部有开单权的医生和年轻医生之间收入差距很大。

2．患方因素

（1）公民医学科学素养：

医学科学素养是指个人所应具备的有益于健康的意识、理念、医学常识、基本医学知识和自我保健技能。原卫生部于2008年开展的全国健康素养监测结果表明，我国居民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只占6.48%，绝大多数不具备起码的医学科学素养。健康素养低下的直接后果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完全不相信医学技术而宁可相信神灵，二是对医疗技术期望过高，产生依赖心理。在第二种价值取向影响下，人们一旦患病，就不承认或不愿承认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医疗素养低下的另一表现是不能正确面对死亡，本来生老病死是生物发生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一些人从心底里拒斥死亡、回避死亡，认为医务人员而不是自然规律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患者对医学局限性认识不足，同时对医疗技术存在过高期望，是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2）患者数量：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显示，我国2012年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和住院人次数高达68.9亿。患者所患的疾病病情千差万别、瞬息万变，医务人员责任重大，时常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终日疲于应对。而且因为患者人数太多，医务人员常常不得不忙于对病伤的技术处理，而无暇顾及医患沟通和人文关怀。

3．社会因素

（1）制度设计：

我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市场经济理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医疗行业也不例外。医疗服务价格的低廉，加上政府和市场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收入的补偿不足，为了生存和发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不通过开药和检查来获取补贴，或者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或个人意愿，而不是疾病的诊疗需要确定诊疗方案。我国公立医院主要靠自身盈利创收维持运营，推动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卫生总费用从2006年9843亿元上升到2012年约28 914亿元，年均增长19%，远高于居民收入和医保报销标准增长速度。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2014年进行的中国居民入户调查统计，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三种医疗保险的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3.8%、44.9%、38.0%，远低于能有效分担风险的水平（70%～80%），患者实际负担仍然较重。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构“以药补医”利益机制固化，少数医务人员和药商形成利益共同体，大处方、过度检查治疗的现象仍未根本扭转。因此，很多患者对医院不信任，在付出高额费用和得到有限治疗效果之间产生巨大落差，医患对立情绪增强。同时，过高的医疗收费使就医成了商业消费行为，患者花了钱，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病应该被治好，但医学毕竟不是万能的，一旦出现意外，患者及家属就会感觉自己花了钱，又没治好病，吃了大亏。

其次，制度设计的突出问题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机构存在专科医院专家教授集中、医疗设备先进，而中小医院人才短缺和设备落后的问题，导致患者对大医院趋之若鹜，而中小医院门前冷落，客观上导致了大医院挂号难、看病难、住院难的现象。同时，我国由于各级医疗机构在利益动机下各自为政、无序竞争，原有的三级转诊体系被完全打破，难以协调，患者集中于大医院的状况没有缓解。主治医师出门诊，普遍要从早晨八点工作到下午一两点，中间连去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严重影响医患沟通和诊疗质量，也增加了医患冲突的风险。

（2）大众媒体：

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获取信息、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工具。研究证据显示，新闻报道对人们的态度观念和行为会产生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当新闻事件被集中和持续性报道时影响更大。人们在接受新闻现实时，存在“以偏概全”心理，即大多数人不具备概率论知识，习惯上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对事物做出主观判断，经常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我国医疗机构每年的诊疗人次数接近70亿，按比例计算，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发生率比车祸还要低，但在以偏概全心理的作用下，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很普遍的错误认知。

（二）遏制暴力伤医的对策

尽管暴力伤医事件总体上来说并非媒体报道和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严重的伤医事件更不多见。但是，医患矛盾和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作为卫生和计生行政管理部门、医疗卫生机构还是医护人员自身，都需要共同努力，为医患和谐和诊疗环境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总的来说，遏制暴力伤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社会方面

（1） 加强立法，进一步完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当前我国医疗纠纷调处机制职能分散、力量有限，社会知晓度不高。应尽快推广部分试点地区经验，建立完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国家通过立法，确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的法律地位，整合现有资源，形成一个权威的鉴定、调解、处理机构。

（2） 加大医改力度。当前医改正处于关键时期，打破药品流通使用环节的既得利益难度很大，应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要对公立医院改革做出部署，加快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扭转医院创收动机，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减少医药流通环节，打击医药暴利，消灭药品销售回扣、提成等不正之风，遏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势头。打击查处一批典型案例，给患者和公众树立信心。真正实现医生多点执业和患者双向转诊机制，科学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是从根本上解决医患沟通问题的重要策略。

（3） 加强和改进媒体宣传，合理引导患者预期。在公共媒体、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和各级学校等场所，广泛开展以“理性就医、合理用药”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实现重点人群全覆盖。减少对医患冲突的渲染性报道，防止“破窗效应”。主流媒体加大对优秀医务工作者的宣传力度，提高对医疗保障政策、就医流程等常识的知晓度，帮助患者形成合理预期。进一步打击违法药品广告。

（4） 加强健康教育和医学科普，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和医学科学素养。应加大对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的支持力度，发挥健康教育机构的业务技术指导作用，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大众媒体和学校等有关机构，广泛深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使公众掌握医学科学的基本常识，消除误解。卫生宣传部门应加大医疗卫生政策和行业职业形象宣传，加强职业文化建设，加强舆论引导。

2．医疗卫生机构方面

（1） 搭建医患沟通多渠道平台。可以说，大部分医患纠纷是沟通不及时、不顺畅造成的，因为医疗事故或差错直接造成的医务人员暴力伤害只占少部分。卫生部门和大型公立医院应设立专门工作机构，负责与患者的沟通，如设立投诉站、医患交流中心、医院家属恳谈会、医疗纠纷听证会、患者俱乐部、服务案例分享会等，把医患沟通工作做在前面，做到医患沟通制度化、常态化和经常化。有组织地安排医生开展健康讲座，定期向患者传授与其疾病有关的防治知识、技能和注意事项等，会及时获得患者对治疗措施的积极配合和理解。建立诊疗规章制度，要求医生在门诊、院前、住院、术前等与患者开展充分的沟通，化解患者及其家属的疑虑和紧张焦虑情绪。

（2） 用信息化手段优化大型医院的服务流程。部分大型医院人多拥挤，环境嘈杂，使医患双方都感到疲惫和焦躁不安，情绪常常处于紧张状态，矛盾一触即发。可以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大型医院优化流程，加强医院之间、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进一步拓展网上和手机预约挂号的范围，促进患者有序合理流动，缓解大医院拥挤状况；还可以在大型医院设立或增加社会工作师岗位，负责预约管理、患者沟通、纠纷调处和预警等工作。

（3） 提高医务人员合法收入。认真研究制定符合医务人员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在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取缔红包、回扣等非法收入的基础上，按照社会平均工资3～5倍的水平核定医务人员平均工资，把降低药品支出节约的医保费用直接作为工资发放给医务人员。同时，推进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真正做到多劳多得。

（4） 配备必要的设施和设备。医院应在急诊、门诊和病房出入通道增加必要的安检设备，增设监控摄像头。各诊室、分诊台、护士站安装联动报警装置。一线医生可适当配备防护设备，如警棍、电笔、防刺背心等。合理设置就医环境，优化工作场所的工程学设计，健全保安防卫系统，在病房、护士站与医院保安部门之间设置监控和报警系统，设置供医护人员通行的专门通道或紧急出口。设立患者休息室，缓解患者等候时所产生的压力。必要时，医院应为高风险科室的工作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装备。

（5） 提供必要的培训。医院应为医务人员提供心理学、风险沟通、安全防护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具体包括：①观察判断患者情绪的技能：从表情、语言、举止和既往病情上判断有无暴力倾向。②安抚患者情绪的技能：包括如何做到耐心、和蔼地倾听，运用通俗的语言给予解释的技能等。③控制危险情境的技能：包括说服、抵挡、逃脱的技能等。

（6） 规范医院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及流程。为确保医院内部安全稳定，切实加强医院内部安全防范，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妥善处置恐怖事件，保障医护人员和患者生命安全，提升医院的“反恐处突”能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应制定应急处置机制，统一部署，疏散或驱散闹事人群，平息事态，制止犯罪行为，抓捕犯罪分子，稳定受害人员心理状态，运用法律手段，恢复医疗秩序。为此，医院应配备必要的保卫人员、驻院警察和保安。根据现场指挥人员命令，调集防暴处突力量增援，果断使用警棍、防爆钢叉，适时抓捕挑头闹事人员。在处置过程中，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对处置过程全程录像，及时收集违法犯罪证据，为公安机关依法打击处理提供依据。另外，应适当配备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和法律顾问，对相关医护人员及患者进行心理和法律辅导，稳定情绪，配合安保人员调查事件过程及缘由。

医院还应制订应急预案，科室发现暴力伤医或不明物品，应立即触发警铃或警灯，并迅速拨打保卫处、警务工作室、保安值班室、中央控制室。巡逻保安发现暴力伤医或不明物品放置在医院某位置，应迅速通过对讲机呼叫保安值班室，保安值班员接报后迅速通过对讲机启动应急流程。

3．医务人员自身建立合理的防护理念

（1） 加强自身修养。医务人员被人民群众形容为“白衣天使”，肩负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光荣使命，非具有崇高道德水准者不可为之。作为医务人员，必须具有高贵从容的心理素养、精湛高深的职业素养、悲天悯世的人文素养、学贯东西的知识素养、展示职业尊严的素养和熟练的人际传播技巧。要时刻清楚医学归根结底是研究人，只研究病，见病不见人，只靠技术解决不了患者的健康问题。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不仅应具备医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医学精神。医学的社会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患者病痛的治疗和缓解上，也体现在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关怀和保护上。要做到文明行医，要具备高度责任感、良好的服务态度，不断提高诊疗水平，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2） 掌握基本的人际传播技能。人际传播能力相当于一个人的情商，具有良好的人际传播技能，不但有助于对疾病的准确诊疗，提高治疗质量，对医患关系的融洽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地说，医务人员需要掌握倾听的技巧、语言沟通技巧、人体语言技术、写的技巧以及显示自己专业素养的技巧。倾听是送给说话者最好的礼物，想要说话首先要学会倾听。语言不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更是化解矛盾的武器，甚至是缓解病情的良药。人体语言是无声的，但在人际交流中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温暖的声调、关切的眼神、得体的服饰、端庄的坐姿，都会给患者以安全感和信赖感，减少患者的焦躁和疑虑情绪。

（3） 知己知彼，有备无患。在医院这样人员流动频繁的公共场所中，从事直接与人打交道的医学职业，自身的安全防护必须放在心上。首先，要清楚早晨和傍晚、中午、夜间和急诊是易发生暴力伤害的时间。急危患者、外伤人群（车祸、打架斗殴）、久治疑难患者、产妇、儿童、老年人、弱势群体患者、精神科患者及这些患者的家属是易于出现暴力情绪和倾向的人群，应时刻注意避免言语激惹。易于发生暴力伤害的场所包括急诊、门诊、住院病房、注射室和手术室，在工作中，应时刻警惕患者的情绪和行为。研究表明，各种外伤、恶性肿瘤、孕妇、儿童急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反应性精神病、急性心梗、脑梗、急性脑出血、消化道出血、酗酒、食物中毒等，因病情危急，是易于发生情绪激惹的病种。

（4） 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维护自身权益。医护人员应该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原卫生部、公安部于2012年5月1日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要求：

1） 医疗机构是履行救死扶伤责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场所，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手段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侵害患者合法权益，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损坏医疗机构财产。

2）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坚持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执行医疗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诊疗技术规范，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优化服务流程，增进医患沟通，积极预防化解医患矛盾。

3） 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患者及家属应当遵守医疗机构的有关规章制度。

4）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医院投诉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采取设立统一投诉窗口、公布投诉电话等形式接受患者投诉，并在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程序以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等相关机构的职责、地址和联系方式。患者及家属应依法按程序解决医疗纠纷。

5） 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后，必须按规定将遗体立即移放太平间，并及时处理。未经医疗机构允许，严禁将遗体停放在太平间以外的医疗机构其他场所。

6） 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7） 有下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①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聚众滋事的；②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的；③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医疗机构的；④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人员或者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⑤在医疗机构内故意损毁或者盗窃、抢夺公私财物的；⑥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的；⑦其他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行为。

（三）科学应对精神障碍

1．综合医院患者合并或伴发精神障碍的比例相当高

精神障碍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并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各种精神活动异常。精神病特指具有幻觉、妄想或明显的精神运动兴奋或抑制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精神障碍，最典型的是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重性躁狂症和抑郁症。因此精神病只是精神障碍中的一小部分。

综合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合并或伴发精神障碍的比例相当高。常见躯体疾病伴发抑郁障碍的比例为12%～53%不等，其中脑血管意外伴发抑郁障碍的占20%～40%，帕金森病40%，冠心病40%，心肌梗死45%，高血压20%，恶性肿瘤住院患者42%，恶性肿瘤门诊患者33%，类风湿关节炎42%，肾病透析18%～53%，甲减12%～45%，糖尿病33%，功能性胃肠障碍50%，外科手术后22%～32%，老年住院患者36%，老年门诊患者24%。

2010年对北京、西安、广州三城市三个级别的9家综合医院除精神科和心理科以外的各科室门诊16岁及以上的1083例门诊患者进行精神障碍现况调查。结果显示：综合医院各类精神障碍检出率依次为情感障碍（7.8%），其中重性抑郁障碍最多见（7.5%）；焦虑障碍（7.6%），其中以特殊恐怖（3.2%）和强迫症（2.8%）为多见；其他精神障碍（3.0%）。各类精神障碍总检出率为17.3%。

精神障碍可以表现为躯体症状，躯体疾病可以伴发精神障碍，心理因素可以加重躯体疾病，这使相关疾病治疗更复杂、困难，延长病程，增加躯体疾病的死亡率，同时增加疾病负担，提高通科医生对精神障碍的识别水平是当前迫切的任务。科学应对精神障碍包括正确识别出精神障碍高危患者并及时恰当转诊或会诊。

2．正确识别出精神障碍高危患者

综合医院患者中涉及精神障碍的包括以下几类：

（1） 各科躯体疾病所伴发或所致的精神障碍（即传统分类中的脑器质性精神疾病和症状性精神病）；

（2） 心理生理疾病（如睡眠障碍、进食障碍、性功能障碍等）；

（3） 以各种躯体不适为主诉的心理或功能障碍（如抑郁、焦虑、疑病和恐怖等）；

（4） 特殊问题的处理（如自杀、慢性疼痛、艾滋病、酒精中毒、药物依赖等）；

（5） 临床各科患者在诊治过程中所发生的心理反应及医学伦理问题（如重症监护病房、外伤、移植、老年、妇女和儿童等）。

精神症状的共同特点是其行为不受意识控制、与客观环境不相称、影响社会功能、多数伴有痛苦体验。快速有效识别精神障碍，通科医师需要掌握以下精神疾病的相关线索：

（1） 症状和体征不符；

（2） 症状和化验、辅助检查等不符，各种检查结果不能合理解释症状及病情严重程度；

（3） 躯体疾病尽管给以各种治疗（医生认为应该有效）仍不能缓解症状，患者表示无效，或有效后很快复发，反复就诊；

（4） 近期有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如配偶死亡、离异、失业等；

（5） 有长期生活应激事件；

（6） 有精神疾病家族史、自杀史、自杀家族史，患者有自杀倾向；

（7） 曾在精神专科医院就诊、住院或既往有明确抑郁或躁狂发作史；

（8） 正在或曾服用抗抑郁剂或抗精神病药物；

（9） 近期“性格”变化；

（10） 某些易伴发精神疾病的躯体疾病，如脑梗死，脑萎缩等；

（11） 主诉失眠，或躯体主诉含糊，或显示非特异性；

（12） 反复出现症状，反复检查，反复到多家权威医院就诊，但未见加重迹象；

（13） 突患重大疾病或长期受慢性疾病困扰；

（14） 酒精药物依赖；

（15） 随季节、昼夜情绪变化；

（16） 患者干扰病房的正常工作秩序；

（17） 由于患者要求过高，有敌对态度或控制欲过强，医务人员承受过大的压力。

另外，也可以借助量表筛查。12项一般健康问卷中文版（GHQ-12）是常用的筛查精神障碍的量表。GHQ-12共12项，询问被试近期各种心理体验。GHQ-12的记分方法为选择回答前两项者计0分，回答后两项者计1分。

精神障碍8项高危筛选条目（以提高识别精神障碍的敏感性）包括：

（1）近1个月躯体健康状况（优秀、良好、好、一般或差，“差”为高危个体）；

（2）近1个月心理健康状况（优秀、良好、好、一般或差，“差”为高危个体）；

（3）近1个月忍不住反反复复做或想一件事情（无、极少、有时或经常，“经常”为高危个体）；

（4）近1个月因特别害怕某件事情而限制活动（无、极少、有时或经常，“经常”为高危个体）；

（5）近6个月感到特别紧张或焦虑（无、极少、有时或经常，“经常”为高危个体）；

（6）近1年因喝酒而遇到麻烦（是或否，“是”为高危个体）；

（7）过去任何时候因精神或心理问题的求助途径（未求助过、亲属、朋友同事、中医、普通西医、精神科大夫、巫医或其他，求助过医生为高危个体）；

（8）过去任何时候因精神或心理问题住院或有过自杀行为或意念（是或否，“是”为高危个体）。

GHQ总分≥4或具备8项危险因素之一为精神障碍高危；

中危（GHQ总分=1～3且无任何危险因素）；

低危（GHQ总分=0且无任何危险因素）。

3．综合医院通科医生最不易识别的精神障碍之一：躯体形式障碍

这是一种以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神经症。患者因某一症状反复就医，各种医学检查的阴性结果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即使有时存在某种躯体障碍，也不能解释所诉症状的性质、程度，或其痛苦与优势观念。经常伴有焦虑或抑郁情绪。尽管症状的发生和持续与不愉快的生活事件、困难或冲突密切相关，但患者常否认心理因素的存在。本障碍男女均有，为慢性波动性病程。躯体形式障碍分类包括躯体化障碍、未分化的躯体形式障碍、疑病症、躯体形式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持续性躯体形式疼痛障碍、其他或待分类躯体形式障碍。

4．及时恰当转诊

全科医师对识别或筛查出来的精神障碍高危患者应该及时转精神专科医师处置。但是在中国文化中，“精神障碍”这个标签会给人以很深的羞耻感，如果直接建议患者去心理或精神科就诊，往往会遭到患者的拒绝，甚至引起愤怒。在对精神障碍高危患者转诊晤谈中，要充分理解、尊重患者，并与患者充分协商治疗策略。

建议或晤谈中可以说：“您看您的病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该检查的、该用的治疗方法我们也用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好。以前我有个患者跟您差不多，什么检查都做了，也没查出什么问题，什么药都用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后来我们有个老专家建议去心理科看看，没想到吃了他们的药一下就好了。要不您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