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强烈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贵州、湖北8省市不同程度受灾，这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32年来新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此次地震波及范围之广，救援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汶川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四川汶川大地震已确认有69 227人遇难，374 643人受伤，17 923人失踪；据原卫生部报告，截至2008年9月22日12时，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累计96 544人，已出院93 518人，仍有352人住院，其中四川转外省市伤员仍住院153人，共救治伤病员4 273 551人次。同时此次地震也造成大量基础设施被严重损毁：震中交通、电力、通信、供水等系统大面积瘫痪、正常的生产秩序与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食品、药品、饮用水等物资严重缺乏；房屋大面积倒塌，民众无家可归；机关、学校、医院等严重受损；部分农田和农业设施被毁；震区人民的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面临无房可住、无饭可吃、无药可用的艰难处境。除了生活上的影响，心理创伤的影响同样巨大而且长远，永远地失去亲人，美好的家园毁于一旦，面对重大的打击，人的正常状态下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会明显降低，心理变得异常脆弱，情绪失控和心理障碍的产生将会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在第一时间作出应急反应，国务院在震后及时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家减灾委员紧急启动一级救灾紧急预案，制定了详细的救灾与重建规划，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周密的实施细则，使得灾后重建工作有了制度保障；同时国家建立了由政府部门、军队、医疗机构、慈善机构等组成的救援队伍进驻灾区进行救援，中央政府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各级也迅速成立起抗灾指挥部，民政部、卫生部、交通运输等部门分别启动各自的应急预案，指挥灾区抗震救灾；总参谋部下达《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全力向一些交通瘫痪的灾区挺近，地震发生后短短2个多小时就调集2万部队实施全面开展道路抢修与人员抢救工作；卫生医疗部门立即组织了急救队伍，利用各种医疗设施全力抢救伤员，并及时检查灾区的饮用水源、食品等。在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同时，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其中包括地质灾害控制，防疫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了《汶川地震灾区病媒生物监测方案》、四川省卫生厅制定《省地震灾后卫生应急预案》、《省关于地震灾区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理预案》等相应预案防止传染病的爆发；除了控制地震灾害之外，灾后对于受灾人员及救灾人员的心理干预也大规模地展开。除此之外，社会各界也都迅速行动起来，新闻媒体及时深入灾区，捕捉并报道救灾现场的即时信息，第一时间发出灾害的信息，信息的透明、公开稳定了全国各地社会公众的情绪。在灾害救援过程中，媒体起到了及时、客观发布信息的作用，不但没有引起恐慌，反而激发了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抗震救灾的热情；各个团体、组织、慈善机构以及个人都积极捐款捐物，加入救灾队伍中来。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部门颁布并实施了多项针对灾害的应急法规和预案，但是从国家对此次汶川地震以及类似的大型灾害事件的处理上来看，我国应急预案的统一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并且从这次抗震救灾实践效果来看，我国应进一步改善应急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条件以及应急法规的实施环境。在地震发生后，部分地方政府地方没有能够完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地震应急预案》的有关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成立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指挥机构，错过了最佳救灾以及医疗救助的时机。从管理与组织层面上讲，科学处置灾害事件的基本要求是迅速有效，而我国目前对类似地震等自然灾害紧急救灾的快速反应还不能做到这点，部分地方政府的紧急救灾意识不足，应急指挥协调机构职能不清、作用有限，缺乏在重大灾害情况下的应变经验与应急救灾能力，在现场救援的来自卫生、交通、运输、通信、军队等部门的救援队伍各自为政，缺少沟通，分工不清，职责不明，存在管理协调和责任意识问题，我国构建有序的、有效的、真正意义上的快速救灾应急反应机制任重而道远。从信息发布和通信共享的层面来讲，虽然各地紧急救援中心虽然都装备了各种形式的信息指挥系统，却未建立相关的监控预警体系和机制，对突发事件进行监测、事件预警，真正灾害来临时当前的应急系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平台的缺少导致了部分决策指挥的盲目，例如地震灾后早期给国家领导决策提供的地震灾害信息使用的是平面地图，无法显示山区复杂的地势地貌，使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开道路，依靠陆地施救伤员和灾民的决定。直至震后第3天使用遥感立体图像，加之救援效果很差，才使领导意识到应当使用空中救援。然而，抢救生命的黄金期已经过去；虽然四川省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指挥调度系统，但由于灾害后通讯中断，这套系统未能发挥其理想作用，由于有关文件和技术方案细节未能及时送达灾区，许多地区的救灾措施存在滞后的现象。

作为抗震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机构在此次救援行动中承担着提供紧急医疗救援的重要工作，承担着医疗和救助伤员的重大责任，它的功能中包括组织救灾医疗队、寻找和疏散伤员、对伤员进行紧急医疗救助，包括对伤员进行分类、登记、诊断、现场急救、治疗、伤员转送；设立临时医疗站收容地震伤员；卫生宣传及防疫工作以及灾后心理干预与康复治疗。在灾害发生后，由国务院、卫生部、省市卫生机构临时从医疗部门抽调专家和医疗人员组成应急医疗救援队进行卫生救援，在72小时内完成了35 880名医疗救援人员的集结救援，直接到灾区参与医学救援的医务人员近5万人，其中来自全国各省医疗救援医务人员5969人，军队医疗救援医务人员3048余人，国外和地区救援医疗队244人，四川省内各级医疗机构医疗队伍41 240人；各个医院也成立了应急医疗小组赶赴灾区进行医疗救援。与此同时，原卫生部派出的卫生防疫和卫生监督人员，与当地卫生防疫人员一起，建立责任制，及时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使得1.6万名卫生防疫人员迅速分布在灾区的各个区域，进行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扩散的工作。

然而在此次救灾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问题，需要广大的医务工作单位和工作人员高度注意和积极改进。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类似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灾害医疗卫生救援不仅要有医技高超的专家队伍以及专业的医疗救援队伍，更重要的是针对灾情的医疗卫生救援方案制定，指挥，以及管理；既需要身处救灾一线的医疗救援人员对于伤员的紧急救治医疗抢救、护理以及转运，又要求决策指挥层对灾害事件本身和其有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救援资源的分配问题有迅速、清醒的认识及预判，形成有效的医疗资源的分配与组织协调。在此次的抗震救灾过程中体现出的较大问题是指挥管理缺乏明确的统一组织管理体系，政府部门、救援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的分散，地方救援机构和军队救援队伍的隶属关系模糊，沟通与协调不畅，救援不够发挥最大化效能；数据信息共享不畅，信息内容不能统一，由于医疗救援队伍大多属于临时组建并且来自不同的省市地区，而且救援队伍没有统一的标识，也没有具体规定统一的无线电频率、呼号，灾害早期医务人员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医疗救治单位往往各自为政，缺乏信息沟通机制，救治信息不能与后方医院及时共享，伤员重复核实、检伤甚至重复治疗现象普遍；军队是这次的抗震救灾过程中现场医疗救援的主力，但军地统一指挥系统还有待完善，医院之间资源不能完全共享；在救灾物资准备和运输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救灾物资不足，许多医院无物资储备的意识，救灾的急救物资例如无菌盐水、手套、纱布等出现了只能现调货的情况并且在数量上不能满足救治的需要；在现场救援的沟通和协调方面也有诸多不足，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队伍的装备落后，野外生存能力差，交通、通信和物资保障在应对如此的巨大灾害时存在不少困难；同时，医疗机构与人员在面对巨大灾害时表现出组织能力和专业能力上有巨大的不足，平时应急医疗训练不到位，面对同时到来的大量伤员手足无措，心理上出现恐慌、焦虑等情绪，无法迅速开展有效的医疗救治。医疗机构也没有根据此次地震伤员的分布特点配备相应的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部分医疗器材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医疗队甚至连自身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资也缺乏，本身成为需要救援的灾民；地震中有伤员需要转院救治的，很多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病历来记录接受救治的情况，为后续的住院治疗带来困难。

医护人员作为灾害医疗救治的具体实施者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巨大灾害面前，具备专业素质的医护人员是支撑整个抗震救灾工作的最有力的力量，而面对为数众多的受灾群众表现出的惊慌、焦虑等极端情绪下如何能够完成医患的无障碍交流则是一名医护人员全面的素质体现。通常来说具有全面的急救医疗人员应有的素质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急救医疗技术，一方面是急救医疗艺术。急救医疗技术顾名思义，即检查病人、治疗病人、解决病人疾病应有的技术手段；而急救医疗艺术则涵盖了沟通能力和人文素养等。还有一种分类，急救医疗技术即专业技能，急救医疗艺术即非专业技能。在灾害的救援过程中，急救医疗技术固然重要，而与伤员和受灾群众的沟通能力同样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医患关系是非常特殊的人际关系，它的特殊是因为急救人员的专业性。在灾难的救治过程中医患双方的需求不同，急救医护人员寻求的是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医疗护理知识来对受到灾害伤害的患者进行急救医疗，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而受灾的伤员则希望在得到优秀的急救医疗救护处理以及来自救援者的尊重、关心和爱。医患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医护人员与患者协作挽救生命，恢复健康，在这个程度上说医患双方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们需要面对的共同敌人就是灾害带来的伤痛和疾病。如果两者不能和谐、融洽地理解和沟通，那将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医护人员在作出任何诊疗选择的同时，必须对患者的生存状况和尊严、心理给予更多的思考与关注。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必须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精神，并通过良好的沟通化解一切潜在的矛盾和纠纷。

医学界的泰斗裘法祖教授汶川地震后参与会诊，一位伤员因外伤要截肢的时候，他一再地说：“我们要慎重，我们要再慎重，这条腿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太重要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一点点的可能保住这条腿。我们不但要治愈他的病，还要让他活得有质量，这是最重要的。”对病人来说，医护人员的每一点努力都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医院骨科教授卢世璧工作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一线，他虽然行走有不便，但依然拄着拐杖工作在第一线，他经常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当听说北川救出一位重伤员时，他又马不停蹄地赶赴会诊中心，全力抢救生命……救灾期间，79岁高龄的卢世璧，一共检查、救治了近千名伤病员。在老一辈专家教授群体身上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医德与良好医风，也传承、延伸至参与救援救治的每一名医护人员身上。一名好的急救人员应该是要有责任感和爱心，设身处地地为伤员、病人着想。如果他不爱他所从事的医疗救治工作、不爱他即将要救治的病人，他是没办法做一个好的医护人员的。医护人员应时时站在伤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思考问题，这种换位思考通常能够让医患之间互相理解，建立起信任体系，从而为之后的医疗急救提供一个畅通环境。

地震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具有长期效应，这种长期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震造成的大量伤残人员的后期康复治疗，以及受灾群众之中的大量截瘫伤员的长期安置与治疗。这些不全是针对急救医疗的学术和实践问题，也不仅是国家政府部门或者医疗卫生部门所能完全独立解决的，它还涉及全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关心、支持对地震伤残人员的康复与安置。随着大量伤残人员返回家园，对于那些不能自理又缺乏亲属照顾的截瘫伤员的安置，按照实际条件，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实行分级管理。对家庭条件较好的伤员，可建立家庭病床，由所在地区医院指定专人负责定期巡视，加强交流，随时保持对震后灾民医疗卫生情况的掌握。二是精神和心理创伤持久：由于震时人心里的极度恐惧、痛苦可导致精神分裂症；震后因亲友去世引发的长期悲痛、焦虑、内疚等情感，对自己或亲属突发的伤残难以接受，都可能导致伤员和受灾群众的精神疾患。收治单位应关心他们的心理和精神康复，为他们提供疗养、娱乐条件。对少数有心理障碍的伤员，应及时给予心理治疗，切实解决好他们的生活问题，进行经常性思想工作，对促进他们的心理康复和功能康复也是十分重要的。

类似地震等灾难或突发事件涉及范围广，牵扯的群众数量往往十分巨大，包括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人群。受害者不仅需要立即的手术及药物治疗，同时遭到极大的心理创伤也需要及时地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医疗救治，无论是在灾难发生期，还是在灾难后期都存在这种情形。在灾难或突发事件早期，机体本能对灾难的紧张反应和恐惧可能使受害者无法完成基本的自救。目前，虽然大部分城市建立了急救中心并且以不同形式参与灾难和突发事件的救治工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它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在灾难和突发事件降临时医疗机构本身未受累及或不是直接的受灾对象，灾难发生时有时医院本身部分或全部丧失医疗运作功能，其本身也成为需要救治的对象。在对灾区人员进行急救时，大量的人员伤亡，房屋的大量倒塌，环境的严重破坏通常会影响到救援人员的自身的心理。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应重视与加强灾难急性期的心理精神问题研究。通过建立灾难咨询救助计划帮助幸存者和参与救援的医务人员缓解和消除灾难带来的心理应激障碍，使他们能够重新调整自己和适应周围的环境。在平时的医疗训练过程中应对灾难救援队人员进行灾难心理学的专业训练。这种做法有两种好处，一是能够增强救援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二是通过他们缓解受害者紧张和恐惧程度，降低灾难急性期心理应激障碍的发病率。目前，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展了针对不同的灾难期的心理治疗方法，如减轻突发事件心理压力方法，该技术在灾难救援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全体救援人员进行统一训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支持，有效地减轻了救援人员心理压力和防止精神崩溃。随着人们对生理和心理康复需求的日益提高灾难受害者的心理治疗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尤其是特殊人群如老弱病残者，需给予更多的关注确保他们身体与精神康复重新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这有助于建立人们对社会的信任。

医患之间的沟通是有技巧的。尤其是在灾害救治期间，医护人员要学会认真地听病人说，聆听很重要。除了会听以外，医护人员还要会问，注意问的角度和方法。巧问加聆听才是沟通最有效的方法。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放式提问，例如医护人员问病人“今天感觉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觉得说起来很畅快，他想说的话都可以说。对于身在灾害中心的伤员和受灾群众来说，普通的问候能够迅速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产生亲切感与熟知度；另一种是限制式提问，它可以快速地收集信息，便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但问题的答案常常就在“是”和“否”之间，病人觉得想说的话没有说完，表达起来不畅快，伤员和受灾群众没有体会到医护人员的关怀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关心的温暖。在灾害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要尽量多使用开放性提问，增进医患之间的熟悉程度，架起良好的沟通桥梁。

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直接决定了他对伤员和受灾群众的态度。有的医护人员认为，伤员不懂医学，有些内容解释不明白，他们只要听自己的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在灾害救治情况下的医患关系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主动-被动型，即医护人员告诉伤员该干什么，伤员被动地去服从。这种模式不能调动伤员的主观积极性，仅适用于一些受到灾害影响比较严重的主观意识不清晰或者自我支配能力较差的伤员，例如重伤伤员、婴幼儿、由于惊吓而精神错乱的伤员。第二种模式叫指导合作型，即医护人员指导伤员怎么做，伤员会配合完成。这种模式在急救病人尤其是类似地震灾害的伤员及受灾群众中经常使用。第三种模式叫共同参与型，就是医护人员和伤员相互配合，这是现代医学倡导并追求的。在这种模式里，可以看到伤员明显变得更加主动。但此次救灾的过程中，主要的医患关系还是前两种，而共同参与模式只是很少出现，比如伤员或受灾群众本身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他可以和他的医护人员去探讨。在现实使用的前两种模式中，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格外重要，需要医护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伤员耐心指导与心理疏导。

良好的医患沟通特别是灾害中的医患沟通的实现方法中重要一点是人文关怀。在灾害急救中人文关怀是维系医护人员和伤员关系的“润滑剂”。人文关怀除了为伤员提供必需的诊疗技术和服务外，还要让他们感受到精神和情感的关怀。如何把人文关怀传递给病人呢？治疗是关怀的一部分。医护人员有两只手，一只手紧握着科学精神，一只手托举着人文精神，他展示的不仅仅是高超的技术，同时还有他的人格魅力，包括他的品格和修养。由于这次震中处于四川省境内，而伤员和受灾的群众多为四川本地居民，救援人员又多来自全国各地，语言上的不通造成了沟通上的很大障碍。因此，许多医院配有许多四川话翻译的专职服务人员。“阿婆，哪里不舒服？”台州医院专职四川话翻译张波俯下身子，向4号床伤员傅昭兰询问。随后，他又将阿婆的回答逐一翻译给采病史的医护人员听。张波又帮助拨通她儿子的电话，告知其母亲已安全到达台州。从四川灾区转移到台州医院治疗的伤病员中，60%都是老年人，他们不会说普通话，四川方言口音很重，给医护人员了解病情造成了一定障碍。张波是四川绵阳人，现在温州医学院读研。这次他不但当上了台州医院的志愿者，还担负起四川话翻译工作，奔波在各病房。在台州收治灾区伤员的几家医院里，像张波这样既是志愿者又是四川话翻译的专职服务人员，还有好几十人。医护人员们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在心理上为伤员的恢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在伤员的病床前送上了“一份慰问信、一套日用品、一笔慰问金、一张就餐卡、一束康乃馨”，使伤员感觉到家的温馨；党员志愿者对伤员开展“一对一”的关爱，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进行心理疏导。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受到颇多非议。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个人医疗，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进而引发的对于医疗机构，甚至是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关注度的提高。由此造成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媒体往往出现一边倒的倾向，一味指责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理性的反应者应该看到我国600万医务工作者承担着维护13亿人口健康的重大职责，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我国国人的整体医疗水平的巨大提高，虽也有红包、回扣、开单提成、乱收费等不正之风存在，但绝非主流。相反，医疗界有很多亮点，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灾害事件中，医务人员冲在救死扶伤第一线，媒体积极向社会展示广大医务人员崇高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对缓和医患矛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报纸、电视、电台以及互联网等媒体的客观、详实的报道之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从不同渠道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献出自己的爱心，全社会的共同协作，打赢了抗震救灾的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