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医患关系(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简言之就是在医学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医疗行政和后勤人员等)与患者一方(包括患者、亲属、监护人及单位组织等)之间的关系。从改善全面医患关系的角度，我们应更重视广义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的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即与医生诊疗技术和方法无关的医生与患者“纯”人际关系。确切地说，就是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医德医风的表现而引发的医患关系现象。医患关系非技术方面实际上体现了社会人际关系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信任及诚实，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很好地维系。更何况社会对医生的品格期望是极高的，而且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影响是很大的。希波克拉底曾经说:“一些病人虽然意识到其病况的险恶，却仅仅由于对医生德行的满足而恢复了健康。”所以，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是今天医患关系的主体或者说是主要方面。

二是医患关系的技术方面。这是指在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家属)围绕诊疗技术性的问题建立的关系。如征求病人对治疗的意见、讨论治疗方案等，它是医患关系的组成部分。

(一)医患关系模式的类型

什么是医患关系的模式呢?即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患双方相互间的行为方式，从组成医患关系的技术方面和非技术方面而言，医患关系的模式就是从这两方派生出来的。目前，被医学界广泛认同的医患关系模式是1956年美国学者萨斯(Szase)和荷伦德(Hollender)在《内科学成就》发表的《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一文中以医患互动、医生与患者的地位、主动性大小把医患关系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1.主动—被动型

它是传统的医患关系模式，普遍存在于现代医学实践中。其特征是医生对患者单向作用，“为患者做什么”。医疗中，医生完全把握了医疗的主动权、决策权，即怎样医疗，全由医生说了算，病人无任何自己的意志参与医疗，医生是绝对权威。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充分发挥医生纯技术的优势，缺点是彻底否定了患者的个人意志，可能会影响疗效并为医患纠纷埋下隐患。所以，这种模式一般适用于急症重伤、麻醉等意识丧失情况下的抢救医疗。这一模式如果用父母与婴儿的关系来比较似乎较相似。

2.指导—合作型

它应属于现代医学实践中医患关系的基础模型。在这种模式中，医生仍占有主导地位，而患者能有条件有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但必须接受医生的解释并执行医生的治疗方案，患者“被要求与医生合作”。它的特征是:“告诉患者做什么”。该模式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因为有互动的成分，能较好地发挥医患双方的积极性，提高疗效、减少差错，有利于建立信任合作的医患关系。但它的不足是医患双方权利的不平等性仍较大。这种医患关系类似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关系。它一般常见于急性病或垂危病，但头脑清醒的患者的就医过程。

3.共同参与型

它是在前两种医患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医生以平等的观念和言行方式，听取并尊重患者的想法，医患双方共同制定并积极实施医疗方案。它的特征是:“帮助患者自疗”。这种医患关系就如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医患双方的理解沟通，融洽关系，提高疗效，改善关系。这种模式适用于慢性病患者，而且更适用于有一定医学知识的患者。

关于萨斯—荷伦德医患关系模式见下表。

萨斯—荷伦德医患关系模式

(二)传统医患关系模式的利弊

所谓传统医患关系，特指几百年来形成的生物医学模式下表现出父权主义的医患关系。客观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医患关系有合理的、有利的存在价值。在医疗实践中，医生职业的价值就是医治好患者的病伤，医生心中必然以病人康复为目的和愿望，就如家长希望孩子好一样。事实上，医生不是为了做父亲而要“父权”，这是医生具有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所决定的。作为医生一般都知道人患病后，情绪失常、判断力下降，渴望医生救治，期盼早日康复，所以医生面对病人都有责无旁贷的心理特征，都想以科学的医疗来救治患者。

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学普及、教育提高、人的观念更新等来临时，人们普遍不愿像孩子一样被“控制”，希望自己或多或少地能够参与对疾病的诊治。人们的自我意识、自主人权在觉醒，这与医学传统的观念和行医方式发生了碰撞，如果医生不真正懂得人的社会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及人的心理特征，而一味以简单、生硬的家长式作风行医，那么医生不仅当不了“家长”，而且还治不好病人。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医生要更多地尊重患者的价值观念、个人意愿，用医患平等的观念和行医方式来改造传统的家长式医学模式。

(三)当今医患关系解析

1.医患关系失和与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尽管各级各类医院纷纷把“以病人为中心”作为医疗服务的宗旨，但医患纠纷的发生率却骤然大幅度上升。据某省卫生行政部门对省内医疗机构的抽样统计，1993—1995年共发生医患纠纷2100余起，平均每年700多起。而1998年全省的医患纠纷却接近6000起，增幅之大，令人瞠目，并且不少矛盾激化成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案件。2000—2007年，全国医患纠纷一直处于高发增长时期。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普遍、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的社会矛盾呢?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可以基本厘清。

(1)宏观层面:

第一，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卫生改革及医院管理滞后。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国开始以公费医疗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尽管国家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使得医疗保障体系难以建立。国家对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不能满足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公益性的要求。同时，与之相关的卫生改革和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不能有效地实施，使全国的公立医院不得不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服务患者和社会，医患矛盾的主要根源由此而生。

第二，医疗卫生相关法规不完善。我国第一部用来调整医患关系、解决医患纠纷的专门法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法制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局限，该法规难以规范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难以调节医患矛盾。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基本弥补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缺陷，对调整医患关系，妥善处理医患矛盾开始发挥出一定的法律功能。

(2)微观层面:

第一，医患思想观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从医者而言，当市场经济的快速来临给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民群众带来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而500多年来生物医学模式的强大惯性，使医务工作者难以在较短时间内认识到环境的改变，“认病不认人”的传统医学观念还普遍存在，表现在医疗服务和管理中许多患者不满意的地方;对患者而言，虽然为医药高科技创造的医疗奇迹感到欣慰，但又为难以承受的医疗费用而忧虑。“看病归国家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和观念，但许多患者，尤其是低收入的患者仍坚守不放。所以“医院只认钱不认人”的观点就成为医患纠纷的“火源”之一。

第二，医患缺乏有效沟通。近些年来，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医患纠纷增长迅猛，但真正构成医疗事故的仅在3%左右，绝大多数医患纠纷源于医患沟通不够或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不足;关于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48%的医生认为医患沟通不够，50%的病人认为缺少沟通(医生看病时间太短)。医患不能沟通就无法相互理解，医患双方就容易产生对立的情绪。医患沟通不足是由于生物医学模式和市场经济综合影响的结果。

第三，国民整体人文素质教育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人文素质教育欠缺，注重了培养专业人才的职能，没有把教育放到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重要位置上。如最需要人文素养的医学人才，也因医学教育表现出“人文缺乏症”，而在医疗服务中出现冷漠、“大处方”及“回扣”等现象，损害了医患关系。在患者中，发生医患矛盾后，少数患者和家属人文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采取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破坏医院设施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医患关系。

2.医患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当21世纪来临时，我国社会发展的五大特征已显现出来:一是国家民生政策明确，二是市场经济发展稳定，三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四是民主化进程加快，五是法制建设在完善。在此社会环境下，可以更好地体现出医患关系的本质特征，即医患关系如“人”字结构，互相支撑形成一体。医者用仁爱之心和医学科技救治患者，维护人的身心健康;患者是医者最好的助手，是医者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图1)。

图1 阳光房中的医患

2004年以来，有目共睹的是国家在医疗卫生改革、投入及管理等方面做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医疗机构特别是大中型公立医院在改善医疗服务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多方面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医患纠纷的数量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患者的满意度在提高，医生对执业环境的评价在好转，医患关系的紧张度已开始明显缓解。尽管目前还不时有恶性医患纠纷事件发生，但不能也不应该以此来推定医患关系仍然十分紧张。实事求是而言，医患关系紧张，特别是暴力事件的发生，根源在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因素综合所致。

3.架构医患关系“动态聚合”的新模式

医患关系的内涵结构较为复杂，重建医患关系必须确立一体动态的系统思维方式，并要站在市场经济的视角上立体审视，方能找到新型医患关系构建的科学方法和有效途径。图2为重建新型医患关系的“动态聚合”模式。

图2 医患关系动态聚合模式

上图所要表明的是“动态聚合”模式，其中心是由医患双方同为一体构成的人。但是，医患体(人)被分离开，其离心力(或向心力)均源于经济体制、社会形态、政策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医患间的沟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医患体的矛盾运动在经过内因和外因的联合作用后，产生向心力即聚合效应，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以重新恢复医患合作信任的鱼水关系。决定医患体(人)聚合的外因，即国家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了适应经济基础，必须不断地调整完善国家相关政策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建立新的伦理价值观。这样，才能在医患体与市场经济中间生成一个良性的融合环境。医患沟通构成了医患体聚合的内因，医患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构筑共享利益的新型医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