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英、德、日等国家的医患沟通制度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立法建设是普遍的做法。这些制度、规定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医患制度和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的医患纠纷处理

除了签署知情同意书外，根据三种医患关系类型进行施治、建立患者交流中心、医学院校设立医患沟通必修课等是美国防范医患矛盾的主要措施。

对于已经发生的医患矛盾，首先通过医院的风险管理部门的伦理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医疗事故。如发现治疗存在失误，伦理委员会有权对责任人进行专业处罚，同时向司法部门报告。伦理委员会的成员由医生、注册护士以及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律师等组成，其有成效的工作使美国的医患纠纷大为减少。其次，美国的医疗立法很严格，一旦证明医院或者医生有过失，美国的法庭判罚从高，可以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美元。再则，美国医生会将自己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购买保险。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者差错，患者不再与医生直接交涉，医患关系中的受害者本人及家属可聘请律师，到法庭提出控告，医生并不直接出庭，而是由他们的保险公司出面交涉，并在败诉后支付赔偿。过高的败诉判罚使得保险公司将负担转嫁给医生，或者提高保费，以至于不再续保，所以这对医生的医疗质量也是一种督促。

(二)德国的医患纠纷处理

德国民众对待医疗事故的态度比较理智，大多选择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国家专门设置独立的医疗事故调解机构。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及其家属一般先与当事医生或者院方进行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协商赔偿方案。如果没有达成一致，患者可以向“医疗事故调解机构”求助，他们会根据情况组成专家小组，在得到患者和医生双方同意后才能开展工作。该机构的主要作用是避免了当事人打官司的漫长历程与昂贵费用，但其最后的处理意见只是建设性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若当事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可诉诸法律。但在法院裁决的案例中，只有约10%判定患者一方胜诉，仅有0.3%的案件里医生需要负刑事责任，这也说明了医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并非是对医生的宽容。

(三)英国的医患纠纷处理

英国以三级投诉为主，法院裁决为辅的医患制度(physician-patient system)。英国的医生与医院是雇佣关系，如果患者对其医疗行为不满意，首先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投诉，院方可以让有关责任人向患者口头答复，或进行调解，或深入调查等;如患者仍不满意，可要求对其投诉进行独立审查，一般由院方或医疗主管部门的召集人牵头，与独立的非专业人士磋商，然后成立专门小组对投诉进行研究，将投诉转回原医疗机构，责令其解决问题;如果此时患者对投诉处理结果仍不满意，还可以继续向医疗巡视官投诉;医疗巡视官独立于医疗机构和政府，可以依法对投诉作最后裁决。但现行的投诉程序并不涉及对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患者能否得到赔偿、赔偿金额多少，都需要通过诉讼程序由法庭裁决。

(四)日本的医患纠纷处理

处理医患纠纷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医师协会和保险公司的联合处理、法院调解和诉讼。医师协会和保险公司的联合处理模式中尽可能保证公正性和透明性，其参与的专家有在高校从事医学伦理研究的学者和独立的法律专家，两者占人员组成的40%，这些人员的结构配置较好地保障了处理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在政府的监督下，医院为医生购买“事故保险”，大多数中小纠纷便可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解决，有效地避免了医患纠纷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向患者家属作出解释，属于院方的错误，医院要真诚地道歉，并在经济上给予尽可能多的补偿，尽量做到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如果医患双方存在争议并难以达成“共识”，可诉诸法律。有关部门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触犯刑法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建立了相关制度，帮助那些在医疗诉讼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患者和家属，医疗事故诉讼案的审理时间大为缩短。厚生劳动省对医疗事故中受害方的患者家属推行“无过失补偿制”，即无论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失，受害患者家属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其金额大小则由第三方经认真考评后决定。

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综观各国先进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应加大对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建立完善的全民健康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医疗的公益性，确保人人享有较充分的基本医疗保障;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合理分担医疗风险并实现医疗的第三方监管。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尊重医学教育的规律，普及医患沟通教育，尤其要使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充分认识到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加强卫生法制及医疗立法建设、在医院内建立社会工作机构等，才能有效地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