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地住院治疗，门诊随访，他成了我的老患者，我成了他的老医生。他爱人因病去世，儿子在大学住校，他因为急性白血病而离开了工作岗位。身体恢复得比较好的时候，他会在我门诊时间，打车来到我的诊室，静静地等着，等到没有患者的时候和我说上几句话。我知道，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眼下化疗和延长生命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免会想得很多，他需要倾诉，需要交流。不要把我们的交谈想象成阴云密布的样子，高兴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有一次，他硬要给我一张什么卡，说是我同意并鼓励他在化疗的间歇期去兼了几次课，赚了点外快，让他很有成就感，所以应该有我的一半。我当然不会同意他这种可笑的逻辑，仿佛我成了阴谋策划者和帮凶似的。在我面前，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把我当成了知己，我一味地让他讲，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因此而承载了一个沉重的选择。

渐渐地，死亡成了不可避免的话题，因为他的白血病一次又一次地复发。他住院的时间越来越长，好转出院的日子越来越短。他是他自己的家属，几乎所有的知情同意书都是他自己签字的。他对自己疾病的预后是那样清楚明白，却仍然心存侥幸地期待奇迹的发生。住院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次能不能出得了院，我总是装作满不在乎地回答他：你不出院，准备把户口迁到病房来吗？或者是：我不能让你老占着床位的。这样的回答对他似乎是一种承诺，他感觉不好的时候总是这样问我，而我即使是重复回答也可以让他放心一阵子，善意的谎言有时是很动听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持续下去也成了一种奢望。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大出意料的是，他竟把生死的选择权交给了我，他要我来决定，治疗下去对他是不是有意义，并且要我答应在他最后日子来临的时候提前告诉他，好让他有时间安排处理一些事情。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

这么些年，他几乎用遍了所有的治疗方案，都产生了耐药性，药物的毒副反应却越来越明显。是积极地治疗，还是消极地等待死亡？我是医生，我能有别的选择吗？所以我选择继续治，并且乐观地期待奇迹发生——他接受了我的选择，承受着毒副反应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濒死的恐惧。每天查房面对着他，我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渺小，终于崩溃了，我告诉他最后的日子要来了，有什么事情该安排处理了。他没有惊讶，没有意外，痛苦紧张的表情松弛下来：“谢谢你，陈医生，谢谢你理解我，只有你才肯对我说实话。”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他把床头柜的抽屉拉开来给我看，告诉我如果他昏迷了，该打哪个电话通知谁来做什么，他说他已经关照儿子来签字放弃创伤性抢救的……说完，看我点头答应，他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拼尽全力才没有像他那样。

48小时以后，患者陷入了昏迷，他的儿子赶来，签字前，象牙塔里的男生问我该不该签这个字。

“你父亲跟你说过吗？”

“是的，他说过要我签这个字的，他还说如果陈医生要我签什么字都要签。”

站在这个小男生面前，我把担子卸给了他，我退缩了：“不是我要你签，是你父亲要你签的，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

陷入昏迷的患者没有痛苦地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可以陪陪儿子，到那个世界可以陪陪爱人。

而我却再也无法绕开这些问题：我究竟有意无意地替患者做了多少个关乎生死的选择？我怎能保证这些选择都是正确的？我有权替患者做出生死选择吗？也许，我们将终身背负着选择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