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名称 ：Adolescent suicide and accidental injury

青少年学生自伤与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病理现象，与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临床医学等多个专业密切相关，亟待各学科领域给予关注。

自伤也称为非自杀性自我伤害，是指直接和故意破坏自己的身体组织而没有致命意图，已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与各种不良心理症状相关的重要现象和未来自杀行为的预测因素。有研究者认为自伤是自杀行为连续体上的一点或一段，或者是自杀形式的弱化。经常自伤者更有可能试图自杀，自伤者的自杀风险比非自伤者增加15~30倍。此外，自杀也可能是自伤的意外后果。自杀有以下几个特点：主观上，必须是行为人依其主观意识做出的客观行为，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结果仍然实施结束生命的行为。客观上，必须是由行为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实施行为。行为主体必须是行为人自己，侵害的客体是行为人自己的生命与健康。

1.生物学因素

被认为与自伤自杀行为有关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内源性阿片肽、5-羟色胺、多巴胺能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等，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内源性阿片肽，原因是它可能和自伤的一种病理性体验——无痛感密切相关。早期经历和遗传因素导致个体内源性阿片肽（主要是β内啡肽和脑啡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阿片肽的不足影响个体的痛知觉感受性，使个体长期处于麻木、迟钝的状态。而压力情境原本就会影响阿片肽与阿片受体的结合，加重了个体的麻木感。自伤可以使机体自动释放内源性阿片肽到血液中，提高体内阿片肽的水平，从而达到机体的内部平衡。

2.早期创伤经历

早期创伤经历主要包括受虐待、受忽视、经历重要他人的丧失或分离等，其中被关注最多的受虐待和受忽视被认为是自伤与自杀行为的主要致病因素。虐待、忽视的家庭环境及早期创伤经历会从两个方面影响个体情绪能力的发展。

（1） 个体无法在不良的家庭环境中学会恰当地表达情绪，获得情绪调节的策略。

（2） 在不良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个体承受了更多的压力、痛苦和挫折，这些负性刺激更容易激起强烈的消极情绪，从而增加情绪调节的难度和负荷。从发生顺序看，早期创伤经历以发展出情绪管理障碍为中介，进而导致个体的自伤与自杀行为。

3.近端生活压力源

参与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个人最常用的是个人内负强化，特别是情绪调节。当遇到压力大的生活事件时，一些儿童容易将NSSI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并期望它有助于减少压力经历引起的负面影响（例如抑郁）。自伤与自杀行为和广泛的社会孤立及疏离模式之间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当个体觉得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提供理解和爱，就会促使其转向一种更戏剧性的交流方式，导致自伤或自杀行为的发生。另外，压力生活事件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受性别的调节，女孩受压力生活事件的影响比男孩更敏感；女性NSSI的患病率也高于男性。

4.情绪管理障碍

自伤与自杀者的情绪管理障碍表现为3个方面：情绪表达不能、情绪调节困难和高情绪强度。理论和临床研究均认为，自伤行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释放、表达或传递情绪感受，故情绪表达不能与自伤行为相关。情绪调节常被认为是自伤的动机或功能，当人们有抑郁或焦虑等烦躁情绪时，更有可能发生自伤行为。高情绪强度主要包括情绪唤起阈限低和情绪反应强度大，自伤者更容易产生高水平的情绪唤起，而高水平的情绪唤起本身就会加大情绪调节的困难。另外，自伤与自杀者具有更大程度的外因敌意（如愤世嫉俗、怨恨、容易被激怒）和内因敌意（如自我怀疑、内疚、自我批评），这种倾向更容易被激怒，同时，经历自我厌恶和内疚可能导致这些敌对的感觉。

5.物质滥用

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会增加自伤自杀的风险，有研究发现25%的自杀者有酒精滥用和依赖问题，严重酒精依赖或者是中毒的患者自杀风险增高，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常发生在酗酒发作的时候。物质滥用和依赖也常合并情感障碍，如抑郁、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的精神疾病，从而导致自伤自杀风险增高。同时，物质滥用和依赖问题还可以引发家庭、生活、工作和身体健康的一系列问题，加重患者的社会功能适应不良反应，造成更多心理和生活应激，进而增加自伤自杀风险。

自伤通常发生在12~14岁，并可能在青春期达到顶峰，在青少年社区样本中终身流行率为13.0%~23.2%。根据一项Meta分析，中国农村大约29%的青少年在过去12个月中报告了自伤。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自杀是15~19岁儿童的第三大死因。国外一项对11 814名9~10岁儿童（女童占47.8%）的研究显示，被动自杀意念终身史的患病率为6.4%，非特定主动自杀意念的患病率为4.4%，有方法、意图或计划的主动自杀意念患病率为2.4%，自杀未遂患病率为1.3%，自伤患病率为9.1%；其中多家庭冲突和自伤密切相关，低父母监护与自杀意念、企图和自伤相关。

1.配合心理发展阶段

对青春期的心理咨询，最主要的原则是要根据青春期心理发展的状态而进行适当的治疗工作。不但要考虑个案的生理年龄，同时也要注重心理上的成熟状况。这主要包括青春期的认识水平，言语沟通的能力与习惯，以及所面临的心理发展上的主要问题。作为治疗者要有能力去操作“职业性退行”，随着被治疗的青春期个体的认识发展水平而做适当的“退行”（regression），以便于能配合体会到他们的心理状态，用他们的常用语言进行沟通，尽量以朋友的心理与关系相处，增加其配合性，取得其信赖与合作。因为是为了职业上的目的而发生的行为，而不是因自己的情绪问题而发生的“病态退行”，称为“职业性退行”，以表示区别。当然，治疗者除了能适当地退行之外，还得时时地保持其成熟的心理状态，在“退行”与“成熟”两者之间随着需要而适当地来回，以便协助被治疗的青春期个体能向成熟的部分认同，逐步地走向成熟。

2.针对病理的性质

随着病理的本质而给予适当的矫正。比如，针对常使用内向性的方式（如：躲避、幻想）去处理困难的青春期个体，要引导他们如何能运用言语的表达及行动上的表现来处理其遇到的困难；相反，对常用外向性的形式处理问题的青春期个体（即：过分以反抗或破坏等负性的行动来应对应激），则帮助他们学习以言语来表达其困难，运用适应性的行为来处理问题。治疗上的观点是：过分的内向性或外向性适应都是非适当的反应，尽量要用言语表达，并能用正性的行为来处理遇到的困难才是健康的适应。

3.应用青春期个体的心理特性

治疗青春期个体要善于运用他们的心理特性。这主要包括他们的伸缩性、过渡性、模仿性、成熟性等特性。要了解他们的心理与行为的可伸缩性；他们所表现的问题通常是过渡性的，很容易雨过天晴。如果有明显的应激，若能把问题解决，预后就好。另外，青春期个体喜欢模仿，要尽量提供好的、正面的榜样，他们会自然地学习模仿。由于青春期个体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要尽量挖掘其本身的潜在优点，帮助他们自然成长。

4.善于运用家庭关系与环境因素

由于青春期个体尚未完全成熟，他们仍要依靠家里的父母，也容易受老师、同学及朋友的影响，辅导上不但不能忽视，还得善用。特别是面对那些与家庭或学校有关的问题，仅仅做个人的心理咨询还不够，随时要考虑对父母进行辅导，甚至要进行家庭心理辅导，也要多与老师联系，这样全方位进行，才能增加效果。

5.利用潜在的条件引导成熟

辅导青春期个体的另一要点，就是注意时时考虑如何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仅是去解决问题，还要帮助他们成长与成熟。辅导者不能过分地保护、照顾，或给予多余的帮助，结果让青春期个体失去了自我成长的机会。辅导者要做到名副其实的“辅导”者，只是“协助”被辅导的人而已。这是做父母、老师和辅导者的共同的任务。

学生由于各种心理压力和外界压力，是自伤与自杀意识存在的主要人群之一。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角度进行干预。

1.加强生命价值观宣教

联合社会各界对生命权进行宣传，在电视上、学校中，或者在社区开展对生命权的教育和普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通过专业性的生命教育活动，让青少年正确认识和理解生命的内涵和价值，提倡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正确对待生活中的不幸和挫折。逐步培养其积极的人生态度，保持生命意识的旺盛，从主观上降低自伤与自杀事件的发生。

2.加强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辅导

关注和重视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发展，培养其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以及健全的人格，尤其要格外关注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存在问题或对学习没有兴趣和意义感的学生，完善对学生自伤、自杀事件的应急机制与预防机制体系，建设和加强学校以及社会的心理健康咨询工作，帮助青少年排除或摆脱各种心理障碍疾病的困扰，引导其始终保持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

3.改善家庭环境，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感

家庭是爱的港湾，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理解、和睦相处。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减少儿童青少年出现心理失衡以及孤独寂寞，可从根本上降低或消除自伤自杀意念甚至行为的发生。

4.落实对药物的管制力度

一些对人体有毒有害的药品要严格管制，药师要根据规定卖药。对于一些药师将有害药品卖给不具备条件的未成年人，根据其严重性要加大惩罚力度，从药品的源头进行管制。

5.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监管

政府对于网上相关不良信息应该有法律严加限制。针对内容分级别和面向的人群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在保障公民合法的通信权时，也避免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误导，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