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所述镇静、催眠药物及抗焦虑药物主要指我国第二类精神药品，包括巴比妥类、苯二氮䓬类及非苯二氮䓬类中多种用于治疗焦虑症状、应激及睡眠障碍的药物，临床上均属处方药，具有中枢抑制作用。如果未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或增加剂量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过量时可能出现呼吸抑制，或导致意识水平降低，重者可而危及生命。长期大量使用有产生依赖的风险，突然停药则可能出现显著的戒断症状和（或）癫痫发作。尽管静脉用药多见于阿片类药物，但巴比妥类及苯二氮䓬类药物也可采用静脉用药方式，这可能导致注射局部损害及血行感染，最严重的并发症是HIV感染和肝炎。

进入21世纪以来，多项研究显示，欧美国家中镇静催眠药滥用风险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镇痛药。2007年，联合国国际麻醉剂管理委员会在日内瓦的报告中预测，处方药的滥用将很快超过非法毒品的使用。这一警示事实上已经在一些国家中成为现实——美国的全年龄数据显示处方药滥用仅次于大麻（后者在一些州是合法的）。捷克共和国的流调数据显示，14~19岁的青少年群体中，镇静催眠药已成为仅次于大麻的滥用物。德国的数据显示对处方药存在依赖者约有130万~140万人，其中对苯二氮䓬类依赖者所占比例高达79%~85%。据Fach等学者2007年发表的在德国综合医院所做的调查结果，镇静药和安眠药依赖的患者各占1.4%和1.2%。药物滥用或依赖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导致失业、危险驾驶、意外事故和家庭问题（包括对子女的忽略）。

1.药物滥用和药物依赖的神经生物学

药物的滥用及依赖是由药物引发的正性主观体验（如焦虑症状的缓解及睡眠的改善）导致的，然而并非所有个体都因这种正性强化而出现滥用，发生药物滥用的个体也并非均发展成为药物依赖，滥用与依赖间可能存在神经生物学机制上的差异。

2.个体易感性

在药物依赖患者中，精神疾病和人格障碍的家族史并不少见。药物依赖患者常常存在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情形，例如酒依赖患者共病安眠药依赖。与镇痛类药物滥用多与躯体疾患相关不同，镇静药的滥用与精神健康状况不良相关，且持续时间愈长，出现镇静药滥用的风险愈大。

3.不良的社会环境

社会压力（如失业、离异、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等）对部分人群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及持续睡眠障碍的影响，可能是患者开始及持续使用本类药物的重要因素。匈牙利一项全国性的研究表明遭受虐待的女性发生大麻及镇静剂滥用的风险显著增高。增加社会联系及支持对于药物滥用的预防及康复均有着重大意义。

4.药物的可获得性

本节中所讨论的药物，包括20世纪早期的巴比妥类药物和当今多用的苯二氮䓬类、非苯二氮䓬类药物，均属于处方药，故而出现有害使用或滥用存在相当的医源性因素，与药物使用前及使用过程中的宣教不足、处方标准过宽及缺少监督有一定关系。患者可能通过多次就医、由家人或朋友帮忙获取以及“囤药”的方式获得药物，故而针对这些渠道采取相应对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药物的滥用风险。

本类药物的临床疗效与其对脑内GABA功能的促进有关，通过对GABA-Cl^-受体复合物的激动作用，增强Cl^-内流，使细胞超极化，产生GABA介导的神经元抑制作用。当持续使用时，GABA和苯二氮䓬类受体的敏感性发生适应性变化以抵消药物对GABA神经递质的促进作用——即出现耐受，个体需增加药物剂量以达到相同的药理效应（通常是带来正性体验的效应）。在形成耐受后若突然停药，由于受体功能的适应性调节仍存在，可导致GABA活性的突然下降，这一理论能够解释抗焦虑药物戒断时出现的焦虑、失眠和抽搐，也可以解释酒精、抗焦虑药和催眠药之间的交叉耐受现象。因此，在药物依赖的形成过程中，药物的正性强化效应是促进持续用药的主要因素，而避免戒断效应的发生（因其总是令人不适的）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