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曾称多重人格障碍（MPD），是分离障碍的一种。其特点是至少有两个且相对持久的身份或互不联系的人格出现，它们交替控制个体的行为，并伴随对重要事件的记忆障碍，且这种记忆障碍无法用通常的遗忘来解释。这些症状既不是由物质滥用、癫痫和其他健康状况导致的，也非儿童的想象性玩耍（imaginative play）。对DID进行诊断相对困难，因为DID与其他心理障碍有相当大的共病性。

DID是最有争议的精神障碍之一，学者们就其诊断标准和治疗均未达成一致。分离症状是一个连续谱，从较常见的注意力分散、被其他事物干扰和白日梦，直至病理性的分离障碍，都属于分离症状的范畴。

尽管还没有流行病学和纵向研究的支持，但研究者普遍认为DID很少自行好转。分离症状随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DID的预后不良，尤其是那些患有并发症的个体。目前，DID的患病率也缺乏系统的数据。国际创伤和分离研究学会指出，普通人群中DID患病率在1%到3%之间；北美的两个横断面研究发现4.0%~5.4%的精神病住院患者符合DID的诊断。在土耳其，DID的患病率分别在精神病住院患者中为5.4%，物质依赖患者中为2.8%，普通精神科门诊患者中为2.0%~2.5%；DID的横断面发病率随着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而趋于上升，范围从门诊患病率约2%到住院患者患病率约5%，在急诊室甚至更高。加拿大基于社区人员的研究发现，DID的终身患病率为3.1%；在土耳其女性被试（n=648）的研究中发现其终身患病率为1.1%。在北美，DID的诊断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女性的确诊率是男性的3到9倍。

而在DID的诊断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一部分假设认为包括DID在内的分离障碍均有创伤或其他应激事件引起的记忆障碍，但这一假设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不足。另一部分假设认为是一些治疗师所用技术（尤其是催眠）的副产品，两种假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曾经在20世纪70~90年代对DID的确诊的数量急速上升，究竟是DID患病率有所增加，还是医护人员诊断所导致，或是治疗诱导（医源性）表现，原因并不清楚。

DID的病因并不清楚，且争议很大，且最为普遍的假设认为DID是对创伤的反应；还有假设认为DID由不恰当的心理治疗技术引发，它使个体扮演了DID患者的角色；还有研究认为，所有创伤和应激事件引起的精神障碍都属于同一个范畴，包括了DID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般而言，睡眠紊乱和改变在DD（尤其是DID）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环境变化对DID患者的影响也非常大。

1.创伤

大量的临床研究一致证明，DID与创伤和应激经历相关。在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波多黎各以及加拿大的大规模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发现DID与童年期早年严重的、长期虐待，以及创伤体验相关，尤其是由依恋对象所造成的创伤体验。一般认为，童年期严重的性、躯体和心理创伤促进了DID的发生；创伤引起的对有害行为或事件的意识、记忆和情感被移出意识，形成了拥有不同记忆、情感和行为可替换的人格或次级人格。DID的病因还包括童年期虐待、依恋关系失调和缺乏社会支持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时还包括童年期营养不足和儿童天生的具有从意识中分离记忆或体验的能力等。更严重以及更早期的童年虐待似乎可以将DID同其他的障碍区分开来。通过查阅来自医院、警方以及儿童保护机构的确凿文件，许多研究都证明了在DID的患者中都有严重的虐待史。然而，DID与虐待的关系也受到了质疑：支持这种联系的研究通常依赖自我报告，而非独立的确证，这些结果因为选择和转诊偏见而被恶化。大多数关于创伤和分离的研究是横向研究，而非纵向研究，这意味着研究者无法形成因果假设，并且，避免回忆偏倚的研究无法确证这种因果联系。此外，很多研究很少控制与DID共病的精神障碍，或者家族性失调（其本身与DID高度相关）。

2.文化与相关环境因素

研究者广泛认为：精神病理学固有的过程和机制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都极为敏感。文化影响着个体如何展示和交流自身症状，如何解释症状，并且寻求何种类型的照顾。全球化以及文化进程都会影响到DID的发展和现象学解释。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中都可以找到对DID的描述，如土耳其、波多黎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菲律宾、爱尔兰以及英国和阿根廷等。

DID本质上与自我以及人格体验相关。这一点格外重要，因为西方对人的观点强调，自我的独立、自主。在有关自我建构中文化的作用方面，Markus和Kitayama认为，自我积极地参与到一个自我影响着社会文化环境，而社会文化环境又反作用于自我的动态过程之中。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使得自我的体验同他人剥离开、独立于他人。而与此相反的非西方社会则倾向于赞同一个相互依存的自我，这一观点促使了自我的体验同他人的期望与需求相关联。自我的文化建构意味着DID本质上是自我的功能紊乱——应该被理解为难以应对的、创伤性体验，而这些体验势必由所呈现的文化规范以及行为库所形成。因此在亚洲、非洲等非西方国家中，自我的文化建构受到了外在他人的多方面影响。DID通常采用病理性的体验模式，同这一文化体的自我概念相关，而非独立个体。因此在这一文化环境下拥有较高的DID发病率（>5%）。

3.心理治疗的诱导

有研究假设认为DID的症状可能是对易受暗示的个体采用“恢复”记忆的技术（比如使用催眠来“接近”转换人格、促进退行或者找回记忆）时诱导出来的。根据“社会认知模型（scociocognitive model，SCM）”，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个体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采用某些行为，当治疗师采用不恰当的治疗技术会给患者不恰当的暗示，从而导致了DID。借由媒体对DID的渲染，比如相关的影视作品，使得这种行为增强。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引出、识别出转换人格并与之进行谈话，从而形成或创造出了有关DID的诊断。而被确诊DID的个体特质（可催眠性、易受暗示、频繁的幻想和沉浸）增加了受诱导的可能，也使得恢复创伤记忆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也有观点认为某些国家（如美国）对DID的诊断率升高很大程度上源于对DID的认识度更高。其他国家的低诊断率可能源于对诊断本身缺乏了解。

目前学者们对DID的诊断和治疗仍未达成一致，且对治疗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研究中的临床技术。目前的治疗普遍是分阶段的、折中的方法，更多地关注最初阶段，关于更后期的治疗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实证支持的方法。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治疗师也很少能通过治疗将患者的身份统一起来。常见的治疗方法是一种结合多种治疗技术的折中方法，包括认知行为治疗（CBT）、自知力疗法（insight-oriented therapies）、辩证行为疗法（DBT）、催眠疗法和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EMDR）。药物治疗主要针对共病的精神障碍和（或）减轻某些特定的症状。一些行为治疗师最初采用行为疗法，比如只对某一种身份进行回应，一旦建立某种一致的反应之后便采用传统的治疗。在管理式医疗条件下，短程治疗很困难，因为DID确诊者可能很难信任治疗师，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形成舒适的治疗联盟。一般采用规律接触（每周或每两周一次），治疗一般会持续数年——而不是几周或者几个月。

主要治疗方法如下。

1.心理治疗

（1）催眠：首先，催眠诱导的结构很简单，可能激发分离现象，这也为改变或停止分离症状提供了可能。其次，催眠可以促进我们接触分离人格。一种方法是催眠患者，采用退行来帮助患者重新回到表现出不同人格状态的时光；或者，进入催眠状态可能会“唤醒”不同的身份或人格状态。可以教授患者一些简单的自我催眠练习，以控制分离过程。

（2）记忆提取：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记忆的提取同样是一个长期和基本的过程。在分离性遗忘症的治疗中，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措施帮助DID患者打破遗忘的樊篱。一旦这些早期创伤的记忆进入意识，治疗的重点在于帮助患者处理痛苦的情感、不适当的自责以及其他反应。哀伤的处理模型很有效，它能使患者承认以及忍受这些记忆的涌入。让患者想象这些记忆可能比再现它们更有用，通过想象可以让患者更易承受这些记忆。

应该回顾从记忆中提取的信息，全面看待创伤记忆，鼓励并处理情绪表达，最终目标是在患者的人格结构间尽可能广泛地分享信息。

（3）创伤性移情：经受躯体虐待或性虐待的患者的移情有着特殊意义，因为这些患者已然认定养育者会采用剥削的，有时甚至残暴的行为模式。比如，他们预期治疗师会剥削自己，他们认为对创伤记忆的处理是重新遭受创伤，治疗师正采取残暴的手段从患者的痛苦体验中享受乐趣。或者，治疗师极端被动，这让患者把治疗师认同为冷漠的家庭成员，他们知道患者正在遭受虐待却不阻止。在治疗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头脑中保留这些问题，使它们成为讨论的主题。

（4）“三阶段准则”：治疗应被分为三个阶段，治疗师应在第一个阶段评估患者当前的精神状态及生活问题，并且确定问题范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回溯记忆并经过处理而得到解决。治疗师在第二阶段的治疗中要评估和处理这些回忆。在第三阶段，治疗师应该帮助患者同化信息，管理和调节情感应答，并讨论任何对治疗师的回应以及对未来的计划。

治疗师在治疗中应该扮演一个清晰且结构化的角色，必须制定清晰的界线，传达给患者这样的信息：分离性遗忘不是打破协议的理由。

（5）整合：DID患者治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不同状态的整合。这个过程会遭遇相当大的阻抗。在治疗早期，患者把分离看成一种极大的保护措施。患者可能会将整合的努力体验为治疗师想要“杀死”其他人格。治疗师必须对这些恐惧进行工作，向患者展示控制整合的程度。这个过程可以让患者感到，在对创伤记忆进行工作的同时，自己可以逐渐控制自己的分离过程。

（6）认知-行为方法：Fine总结了对分离障碍进行治疗的战术整合模型。这包括了结构化的、以认知-行为为基础的治疗，它可以减轻症状，将人格和（或）自我状态整合到意识的主流中。这种方法在控制创伤后症状和分离症状方面显示了优越性，具有协作性和探索性，传达出不断为患者赋权的思想。

另外，认知分析治疗（CAT）和辩证行为治疗（DBT）都很有效，成为治疗 DID的辅助或主要方法。

2.精神药理学

迄今为止，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任何种类的药物对DID患者的分离过程有直接的效果。抗抑郁药物是治疗DID最有效的精神类药物。这类患者经常伴有轻郁症或重症抑郁症，当出现这些障碍时，尤其是出现躯体表现和自杀意念时，抗抑郁药物很有效。抗抑郁药物仅限于治疗有严重抑郁表现的DID患者。用药依从性对这些患者来说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分离的人格状态可能会干扰服药，患者会“隐藏”、贮存药片，因此很可能过量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