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女士，60岁，演员。因坚称被某男士爱慕追求，频繁向对方“示爱”，在家人劝说下来诊。

H女士自幼在戏校学艺，毕业后进入某剧团，一度在舞台上风头无两，最近几年开始转向教学工作。H女士一直以事业为重，三十多岁才在剧团领导的“撮合”下，与同剧团的伴奏演员结婚。为了坚持练功，保持体形，H女士婚后没有生育。夫妻感情还不错，但是H女士在家庭生活中一直比较强势。

最近几年，H女士逐渐感到演出时体力不如以前，演出效果也打折扣，就跟领导提出来慢慢脱离舞台，转向培养青年演员，并在戏校当兼职老师。在兼职上课期间，H女士与戏校负责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接触较多，对方四十出头，精明能干，业务熟练，H女士从一开始对其就很有好感。渐渐地，H女士感到副校长总是有意无意地亲近自己，会花更多时间来自己课上观摩。每次自己去上课的时候，副校长总会格外注意自己的仪表，会比平时更优雅得体。H女士心中猜疑副校长可能在“暗恋”自己，但一直无法确认。直到一次任课老师开集体备课会，讨论一出古典戏剧时，副校长评论剧中人物的感情关系“情比金坚”，H女士突然“顿悟”，这是副校长借此表达他对自己的爱情是不容置疑的。此后，H女士在不上课的时候也会去戏校，只为找机会见见副校长；有时送过去一些自己做的食物，副校长随手分送给同事，H女士认为这是副校长让大家分享他们“爱情的喜悦”；有时去帮助副校长的办公室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渐渐同事们察觉出来H女士的异常，禁不住开始议论纷纷。副校长也曾委婉地向H女士表示自己早已成家，对H女士的感觉，像对老前辈一样，完全就是敬重之情。这番解释反而让H女士更坚信副校长是一片真心爱自己。1个月前，H女士郑重地向丈夫提出离婚，并专门去定做了旗袍，准备同副校长商量婚姻安排。副校长在学校的安排下，去外地培训，H女士一天打十几个电话，无奈对方只得关机。1周前，H女士准备订车票去外地探访副校长，被丈夫和同事劝阻。今日在劝说下来诊。

H女士衣着得体，讲话慢声细语，顾盼流彩，表情生动。承认自己不愿意来医院就诊，不认为自己是精神病患者，但是既然来了，愿意跟医生讨论一下“爱情问题”。H女士认为自己生活作风一贯非常严肃，但这次副校长“热烈大胆的追求”，也让自己打开了心扉，在现实生活中做一次“化蝶的祝英台”。交谈中，H女士也承认，副校长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当面口头上或文字上明确表示过爱意，而且也知道副校长家庭生活美满，但是仍坚信“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最终，H女士同意对此事先做“冷处理”不再提离婚的事，也不再对副校长穷追不舍，因为“真正的爱情经得起考验”。H女士坚决拒绝服用精神药物，但承认这一段时间确实生活常规被打乱了，自己睡眠饮食都有些不正常，如果自己调整不好，愿意继续来医院向医生求教。

此后半年左右，H女士或在家人陪同下，或自行来院就诊数次。得知H女士已经终止了在戏校的兼职工作，只在剧团辅导青年演员。期间给副校长打过几次电话，有的没有接通，有的对方简单寒暄几句就很快挂断了。H女士并无出格举动，她自己说“感情还在”，但是“有人不够勇敢”。感觉这段时间“心身疲惫”，做事的时候力不从心，容易走神。但是否认有情绪低落，兴趣变差。仍然排斥精神药物，但是同意进行相关检查，神经认知测查、脑电图检查以及头颅磁共振成像检查均未发现异常。

钟情妄想，也有人称之为色情妄想，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精神病理现象，最早甚至可以上溯到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案。克雷丕林把精神障碍分为三大类：躁狂-抑郁精神病（man ic-depressive insanity）、偏执狂（paranoia）和早发性 痴呆（dem entia praecox），进而又在偏执狂中细分出三个大类：迫害狂、嫉妒狂和夸大狂。色情妄想，当时克雷丕林称之为色情狂（erotomania或eroticism），与身出名 门、发明、先知或圣人妄想都归为夸大狂。法国精神病学家Gatian de Clérambault对钟情妄想做了丰富而细致的描述，并根据病程和疾病转归将其细分为两型，故有人也将色情妄想称之为Clérambault综合征。实际上，Clérambault所述的两型钟情妄想，其中一型可以划归到克雷丕林的偏执狂，另一型可以是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障碍的特殊表现形式，在分类学上并无特殊。

大多数文献都认为钟情妄想多发在较为年轻的女性（约占70%）、社会地位较低、既往很少或完全没有浪漫关系、社交生活孤僻、相貌上缺乏吸引力等人群中。而“钟情”的对象多处于较高的社会等级，有的甚至是社会名流或政治领袖。两者的交集很少，或者完全没有过任何私下交集。曾经有学者推测钟情妄想的产生可能与社会上保守的性观念，特别是女性性压抑有关，认为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对性的宽容，钟情妄想的发病率会逐渐下降。持此观点的人还特别引用了费立鹏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所做的精神分裂症研究，其中存在钟情妄想的有9.4%，说明当时中国人在表达自己的性兴趣上过于隐晦。然而，更多的研究表明，钟情妄想并非会随着社会进步而减少。而起病于中老年的女性患者，更可能会钟情比自己年轻的对象。如案例中的H女士与爱恋对象相差近二十岁。而笔者所接诊的另一个晚发的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突出的症状之一就是存在“国家有政策给所有独身老太太配一个年轻小伙当丈夫”的想法。

钟情妄想的发生可以是渐进的，日积月累的证据逐渐坐实了被钟情对象所爱的信念；也可以是突发的，某一讯息电光石火般让患者领悟到了自己被爱，随后会将过往的点点滴滴串在一起，编织成牢不可破的爱情证据链条。形成证据链条的推理过程真可谓费尽心机，“爱人”示爱的手段则充满奇思妙想。领带的颜色、新理的发型、日常的点头致意乃至公开的致辞和文字，都会变成传情的信号。而一切通常会让面薄的求爱者退避三舍地打击如对方已婚、俩人素 未谋面、地位悬殊等等，反而更加坚定了患者的爱情信心。钟情妄想患者常常因为频频写信、打电话、跟踪而造成钟情对象的困扰，甚至引起法律纠纷。但是出现攻击或伤害行为的情况极为罕见。老年的女性钟情妄想患者，在行为上不会那么激进。以H女士的个人经历、身份地位和修养，在“追求爱情”的举动中，当众表白、为爱离婚，恐怕已经是她能做出来的最大尺度。笔者诊治的一例老年女性钟情妄想患者，在与爱恋对象纠缠的一年多时间内，多次给爱恋对象的妻子送贵重礼物如珠宝、化妆品，患者的理由是“她的丈夫真正爱的人是我不是她，所以我要补偿她”。

“对质”作为阻吓一般暗恋对象纠缠的办法，对钟情妄想患者毫无用处。甚至会更加坚定他们对爱情的信心，同时也会将策划者归入千方百计阻挠自己获得真爱的坏人团伙。这也是钟情妄想的患者会衍生出被害妄想的原因之一。许多钟情妄想都会持续很久，有的研究者甚至报告了病程长达三十到四十年的案例。当然，在漫长的病程中，钟情对象有可能会数度更换，这也说明，钟情妄想的核心，不是那个让他/她念兹在兹的心仪对象，而是自己这颗“被忠贞的爱情紧紧包裹的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理解金岳霖对林徽因是真爱，而H女士对副校长是妄想。

既然对质解决不了问题，精神科常规治疗是否能消除钟情妄想？零星的病例报告谈到了抗精神病药物对钟情妄想的治疗效果，大多认为抗精神病治疗有可能减轻患者的攻击和冲动，但是很难打消甚至动摇患者的妄想本身。也有报告采用了ECT，可惜妄想的缓解持续仅仅数周。比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更为关键的，是要处理经治医生与患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距离感最难把握，颇有几分像孔夫子所描述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不批评、不附和、不论断，应该是经治医生的基本原则。同时尽量维持与患者的关系，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她考虑，提出建议。本案例中，H女士不肯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同时，就其行为后果，又不需要采取强制性的治疗措施。经治医生把患者的身心健康作为关注点，时刻从维护患者的角度出主意，提建议，尽力让患者保持在治疗关系中。这个策略是成功的，虽然H女士没有接受药物治疗，但是仍把医生作为可以信任的倾诉对象，保持了随诊。同时戏校采取的“隔离”措施也起到了一定效果，让H女士弱化了行为动机，避免了不良后果。

有关钟情妄想（也包括被害妄想）的成因，精神分析学派曾按患者性别给出了一套复杂的解释模型。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精神分析最坚定的拥趸者，也羞于示人。然而，很少能有人抵抗从心理层面解释钟情妄想的发生机制的诱惑。钟情妄想虽然远不如被害妄想和关系妄想普遍，但是各种心理解释理论却汗牛充栋。以至于DSM-Ⅲ-R将钟情妄想置于妄想性障碍中，并没有对此做过多的心理机制分析，这一做法还受到了资深临床精神病学家的表扬。

钟情妄想既可以是妄想性障碍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有时候，躁狂发作时也会出现钟情妄想，其夸大色彩更加浓烈。笔者做住院医师时曾管过一位躁狂发作的女大学生，患者住院时忙着书写自己的婚礼请柬，分发给医护人员和病友。婚礼的主婚人是某元帅，证婚人是某领导人，而新郎则是当时红极一时的男演员。有意思的是，该患者只陈述自己要跟男演员结婚的“事实”，绝口不提自己的恋爱经过。所以也有医生将躁狂发作中的钟情妄想归入夸大妄想。

值得注意的是，妄想性障碍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有一定的迁移关系，即患者在一定时期内以单一的妄想或相关的妄想组合为主要临床相，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精神病性症状，情感反应相对适切，人格也保持相对完整。但随着时间推移，妄想逐渐泛化，可能出现幻觉，情感变得平淡，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功能严重受损，这时我们需要认真评估患者是否已经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如果钟情妄想仍然是其中主要临床症状之一，仔细的临床医生会发现其中性质的微妙变化：单一的钟情妄想往往弥漫着悲情成分，仿佛琼瑶戏中的主角，有一种为爱而牺牲一切的坚忍和自我标榜。而一旦这种悲剧感消失，恐怕也就意味着患者逐渐滑向精神病谱系中更为严重的一级。从这一点来说，笔者很欣赏十九世纪的精神病学家对钟情妄想的称谓—“erotic melancholy（色情忧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