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22岁的男性患者于2003年11月首次来我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院时,已经被诊断为“肥厚型心肌病”12年了。12年前(1991年),患者10岁时,曾在体育课中发生一次晕厥,持续时间不长,自行恢复意识。因其父亲和奶奶之前已经在当地被确诊为“肥厚型心肌病”。故对他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发现“心肌肥厚,无其他异常”,当地也确诊为“肥厚型心肌病”。因相隔时间较久,未能保存当时的超声心动图结果,因此,无从得知当时心肌肥厚的程度和是否合并左室流出道梗阻。之后,患者无任何症状,故未服药治疗。此后6年间无明显自觉不适,能胜任日常的体育运动,无胸闷、胸痛、黑蒙、晕厥等症状。在患者16岁(1997年)时,再次于剧烈体育运动后发作晕厥,此后日常活动偶有胸闷,曾到医院检查,但当年的结果患者家属已不能提供,也不能相对明确地描述,记得曾服用维拉帕米1个月,之后就停用了。至2003年11月患者22岁时,在1月内反复发作晕厥3次,分别于休息时或饮酒后发作,持续数十秒钟而后苏醒,晕厥前有心悸和胸闷感,曾有一次晕厥时伴小便失禁。于当地行Holter检查示“频发室早、短阵室速”。超声心动图发现“左室扩大和左室射血分数降低”。开始口服地高辛、酒石酸美托洛尔等治疗。并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来到我院诊治,门诊以“肥厚型心肌病、心律失常、频发室早、室性心动过速”收入院。既往无高血压病史。肥厚型心肌病家族史如上所述。入院时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查体所见:BP 95/60mmHg,心率70次/分,呼吸平稳,呼吸18次/分,平卧位无气短,无口唇发绀和颈静脉充盈,双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浊音界向左下扩大,心音正常,心律齐,无杂音。腹部平软,肝脾未及。双下肢不肿。
入院后的心电图可见提示心肌病的一些特点:窦性心律,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和完全性右束支阻滞,下壁导联和前壁导联均见病理性Q波(图1)。

图1 2003年11月26日心电图:窦性心律,病理性Q波
超声心动图(图2)示左心房(53mm)和左心室(68mm)均显著增大,左室射血分数(LVEF)27%,室间隔及左室游离壁非对称性肥厚,以室间隔增厚为著,最厚处18mm,左室后壁11mm。无左室流出道狭窄和SAM现象。

图2 2003年12月5日UCG:左房53mm,左室68mm,LVEF 27%,室间隔18mm,左室后壁11mm
心脏远达片示两肺淤血,左房室增大为主,心胸比0.61。
动态心电图示窦性心律、有短阵室性心动过速。
化验检查
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心肌酶、甲状腺功能均正常。
1.针对收缩性心衰的治疗
因超声心动图示左室明显扩大,LVEF明显降低,表现为严重的收缩功能不全性心衰,故予口服卡维地洛6.25mg bid、西拉普利2.5mg qd、地高辛0.125mg qd、呋塞米20mg qod、螺内酯20mg qd、氯化钾缓释片1.0g tid、曲美他嗪20mg tid等治疗。
2.针对晕厥的预防和治疗
因考虑患者晕厥是由恶性室性心律失常造成,遂于2003年11月24日植入双腔ICD以预防猝死,并口服胺碘酮200mg qd预防室性心动过速发作。
在植入ICD术后,患者坚持服用上述改善心功能和抗心律失常等药物治疗,10个月内病情基本稳定,可从事日常工作和生活,未再发生晕厥。
【病情变化和第二次住院诊治经过】
患者植入ICD 10个月后,于2004年10月7日,因与人争吵而情绪激动时再次发作晕厥,随即就诊当地医院。程控ICD显示晕厥时有室性心动过速发作,心率140次/分,ICD经ATP方式(1阵Burst,2阵Ramp)治疗未成功,室速转为室颤,经室颤治疗方式(1阵Shock,34.8J)成功转复窦性心律。此后仍坚持原有口服药物治疗,1个月内病情相对稳定。
此次晕厥发作后1个月,于当年11月7日开始出现反复心悸、胸闷,在当地医院住院诊治。心电监测发现,心悸发作时患者心律表现为异位心律,QRS宽大畸形,心律齐,心率90~100次/分,而平时心律为起搏心律,心率60次/分。这是一种以前不曾出现过的心律失常,根据QRS形态宽大畸形及心率增快,判断为室性心律,但不同于心率在150次/分左右的一般的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其心率较慢,接近正常心率范围。当这种心律失常发生时,患者血压偏低(90~100/60~70mmHg)。当时分析认为是一种低频的室性心动过速,因血压低,停用卡维地洛,改用酒石酸美托洛尔25mg bid。上述室速呈阵发性发作,持续数秒至数分钟。于11月10日该种室速呈持续性,静脉应用胺碘酮(36小时内总量900mg),并将口服胺碘酮由200mg qd加量至400mg qd,未能终止室速。次日患者出现黄疸,总胆红素升高达72μmol/L,故停用静脉和口服胺碘酮。至11月12日,该室速持续两日仍未终止,予静脉注射心律平70mg,室速不能终止,并出现明显气促、不能平卧等急性左心衰症状,故停用心律平,改为索他洛尔80mg bid口服,同时予加强利尿治疗。因该种室速持续不能终止,遂程控ICD起搏频率至109次/分持续起搏心室以超速抑制室速。并于11月13日以“肥厚型心肌病、心律失常、室性心动过速、双腔ICD植入术后、心功能Ⅳ级”紧急转诊我院。途中乘2小时飞机,由急救车送入我院(全程共用4.5小时)。
入院时患者病情已十分严重。查体所见:BP 65/30mmHg,意识尚清楚,表情淡漠,巩膜黄染,未见颈静脉充盈,双下肺可闻及湿性啰音,心界向左扩大,心率109次/分,律齐,无杂音,肝脏肋下未及,双下肢不肿,四肢末梢皮肤湿冷。提示患者已处于心源性休克状态。
实验室检查
心电图示起搏心律,起搏方式DDD,起搏频率109次/分。床旁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52mm)和左心室(71mm)均明显扩大、LVEF 26%、室间隔(15mm)及左室后壁(12mm)增厚,室壁运动弥漫性减低。胸片示双肺淤血。化验血K+ 4.08mmol/L、ALT 75U/L、AST 79U/L、总胆红素54.6μmol/L、血清肌酐162μmol/L,血常规、血气分析和甲状腺功能正常。
治疗经过
患者第二次入院时病情较第一次明显加重,突出表现为4个方面: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为心源性休克的表现;药物不能控制的室性心动过速,为低频的室性心动过速;严重左心室收缩功能减低(EF 26%);肝肾功能损害。治疗决策上:①首先稳定血流动力学。先予静脉注射多巴胺3mg并继之持续静脉泵入,以维持血压于90/60mmHg以上。颈内静脉穿刺监测中心静脉压(CVP)以帮助判断容量负荷高低,初入院时CVP波动于6~10mmHg;②改善心功能。患者表现为严重的收缩性心力衰竭,LVEF只有26%,在此基础上,心率只有100次/分的室速,即造成患者血流动力学的不稳定。因此,给予积极纠正心衰治疗,口服地高辛0.125mg qd、呋塞米20mg qod(单日)、氢氯噻嗪50mg qod(双日)、螺内酯20mg qd、氯化钾缓释片1.0g tid;③治疗室性心律失常;④保护肝肾功能。
此次患者病情变化突出的表现是反复室速发作且不能控制,室速发作时心室率虽然在100次/分,但出现了血压下降等血流动力学改变。而入院前应用胺碘酮和普罗帕酮等抗心律失常药时,不但不能有效终止室速发作而且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同时,普罗帕酮的效应可能诱发和促进了心力衰竭的加重。在ICD超速起搏,长途转运的情况下转入我院时,患者表现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进入心源性休克状态。入院后首先程控ICD,将起搏频率降至60次/分,心电监测显示室速已终止,更改起搏频率为85次/分,室速识别频率置于120次/分。患者血流动力学得到稳定,之后,为拮抗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作用,加用美托洛尔12.5~25mg bid治疗。此后仍间断发作上述低频率的室速,室速时心率90~100次/分,持续时间数分钟至1小时不等。程控心室起搏频率至109次/分超速起搏心室30分钟可终止室速,但频繁复发。11月16日晨起后该室速发作呈持续性,室速频率逐渐升至110~120次/分,伴血压下降。经ICD识别后予ATP方式(Burst治疗三次、CV治疗四次、分别9.2J、19.7J、34.3J、34.3J)未能终止室速。考虑患者该种室速呈持续单形性,反复发作,伴血压下降,常规服用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治疗不能控制,而入院前静脉应用胺碘酮时出现明显肝损害,且目前经ICD治疗不能有效终止室速,故在多巴胺600μg/min[8.5μg/(min·kg)]持续静脉泵入以保证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情况下,急诊行射频消融术治疗,以消除此类室速。术中心内电生理检查发现该低频室速起源于ICD电极心内膜附着处,为自发性,不能由ICD终止。采用盐水冲洗大头,以30W、45~48℃消融90秒,成功终止室速,予巩固消融5次,经110~160次/分脉冲重复刺激20余次,该室速不再被诱发,考虑射频消融成功。术后调整ICD起搏器参数。在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术后三天未再发作室速。血压维持于100~120/65~70mmHg,多巴胺逐渐减量至300μg/min[4.3μg/(min·kg)]。体表心电图(图3)示VAT起搏方式,心率60次/分。

图3 DDD起搏心律时的心电图
术后次日(2004年11月17日)复查UCG发现左心室心尖部附壁血栓,予华法林抗凝治疗。
术后第四天,这种低频率室速再次反复发作,频率100~120次/分,体表心电图(图4)室速图形与术前基本一致,室速发作时血压轻度下降。考虑患者心功能较前好转,肝功能已恢复正常,无其他有效控制室速的治疗方法,故予静脉胺碘酮150mg于30分钟内缓慢静脉推注,至静脉推注135mg时室速终止,继以1000μg/min[14.3μg/(min·kg)]静脉泵入胺碘酮6小时。次日患者再次出现黄疸伴转氨酶升高,ALT 286U/L,AST 212U/L,总胆红素30.8mmol/L。这再一次提示,对该患者,静脉胺碘酮易于引起肝脏损害,故停用静脉胺碘酮。但从疗效方面考虑,胺碘酮剂量足够的情况下仍然能有效终止该室速。考虑口服胺碘酮对肝功能的影响较小,故11月22日始口服胺碘酮0.2g tid,三天后改为0.2g qd口服维持,期间有间断室速,但次数逐渐减少,此后13天内无室速发作,经保肝治疗后转氨酶也降低至正常。在接下来的11天内(12月5日至12月16日)又有低频室速间断发作,室速时心率110~120次/分,不伴明显血流动力学障碍,室速持续时间最长3分钟,均能自行终止。查胺碘酮血浓度1.72μg/ml(有效浓度0.5~2.0μg/ml),血钾大于4.0mmol/L。将口服胺碘酮加量至0.2g tid,再负荷3天后改为0.3g qd以提高胺碘酮血药浓度,室速发作明显减少,3天后复查胺碘酮药物浓度示2.48μg/ml。但这种疗效仅仅维持了1周。12月28日晚,无明显诱因,患者再次发作持续性室速,心室率115~120次/分,发作时心电图图形基本同前,程控ICD予ATP方式不能终止室速,之后在静脉应用镇静药的情况下,程控ICD予10J低能电转复,1次成功转为起搏心律,室速持续约2小时左右。2天后(12月30日8:30pm)患者再次发作此类持续性室速,心室率100~125次/分,发作时心电图图形基本同前,伴ICD心室感知不良,因室速呈持续发作不能终止,伴明显心悸和胸闷等症状,再次予急诊射频消融术。术中标测室速起源点同前。在电极附着处近内侧消融后室速终止,但可再次诱发,后在其前后消融,保留游离壁侧,以备ICD感知之用,此后室速不易被诱发。消融后ICD心室感知功能和心室起搏功能不良。术后体表心电图示VAT方式起搏。

图4 室速发作时ECG
第二次RFCA术后次日(12月31日晚8:30),无明显诱因患者再发这种持续性室速,心室率100~125次/分,ICD未能识别(室速识别频率设为105次/分),持续近1小时仍不能终止,在患者有自觉心悸、胸闷等症状,而无其他治疗方法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慎重应用了低剂量的胺碘酮75mg缓慢静脉注射,约5分钟后室速终止。这次在口服保肝药治疗的情况下,未再出现明显皮肤巩膜黄染,化验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均基本正常。考虑胺碘酮治疗有效但血药浓度不够,于1月5日口服胺碘酮加量至0.4g qd,酒石酸美托洛尔加量为31.25mg bid,此后患者未再发作持续性室速。但反复出现室早,体表心电图示心室电极感知功能不良,出现与心室刺激信号有关的室性期前收缩(图5),考虑与起搏器心室起搏电极输出电压过高有关,程控ICD心室起搏输出电压后上述症状消失。

图5 2005年1月26日ECG示起搏器感知不良
患者口服药物调整为:地高辛0.125mg qd、呋塞米40mg qod、布美他尼1mg qod、氯沙坦25mg qd、酒石酸美托洛尔31.25mg bid、螺内酯20mg qd、氯化钾缓释片1.0g tid、门冬氨酸钾镁2片tid、胺碘酮0.4g qd、华法林1.5mg qd等维持治疗。室速发作基本控制,但心功能一直较差,日常轻微活动即感气短,2月24日复查UCG示左房内径57mm、左室舒张末内径75mm、LVEF 28%、室间隔15mm、左室后壁13mm、肺动脉收缩压40mmHg。考虑患者左室明显扩大,LVEF显著降低,已处于终末期心衰阶段,在最优化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心衰症状仍不能良好控制,而且植入ICD后发生了与起搏电极有关的、不易为药物和ICD终止的持续性室速,对该类室速2次射频消融术后,又发生了起搏器电极起搏和感知不良。在这种情况下,经充分的术前调整和检查准备后,患者病情逐渐相对稳定,血流动力学状况逐渐平稳,肝肾功能转正常,基本能够生活自理,符合心脏移植适应证,没有禁忌证,伦理委员会讨论同意心脏移植,于2005年4月成功进行了同种原位心脏移植术,术后受体心脏病理(图6)示肥厚型心肌病改变,心肌细胞肥大、排列紊乱,瘢痕形成;壁内小冠状动脉内膜高度增厚,管腔狭窄。

图6 移植术后受体心脏病理